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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知中英两次鸦片战争，但殊不知，在英国逐渐从中国的殖民舞台上退去之后，日本接替其成为对华鸦片输入的最大东家。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
山西天镇：烟毒最深
周山仁这次来到了一个方言不太好懂的偏僻地方。
他从山西省大同出发，坐车三个多小时到达大同市天镇县。大同位于山西的最北边，而天镇又在大同的最北边，这里是从河北进入山西的必经之路。天镇以北二三十里有座山叫盘山，是山西的天然屏障，抗日战争爆发前为防止日军进入山西，阎锡山在盘山修了国防工程，如今这里依然能看见大大小小的被用作机枪阵地、迫击炮阵地的山洞。
周山仁来到这里是为了了解当地在抗日战争时期种植鸦片的事情。这位山西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最近接受了《山西抗战口述史》的研究任务。这部由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主持的研究项目试图把1500位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红军、老干部、普通百姓的故事以口述的方式记录下来。
周山仁选中了天镇县大屯的老干部李福生作为采访对象。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李福生依然记得：从天镇县到阳高县漫山遍野都是花，大凡是比较好一点的土地都是红红白白的罂粟花。
天镇的土地大都是坡地，只有少量的水浇地，而这些水浇地在当时几乎全被用来种植“大烟”。1908年清政府在全国施行禁烟运动，这个运动在山西做的最好，当时还是全国“模范省”，在日军入侵前，山西已经没有人种鸦片了。日军进入山西后，当地政权“中空”，加之其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开始鼓励、默许老百姓种植鸦片。
“日本人来了8年，我们就种了8年大烟，”李福生说；另一位浮沱店村村民吴宪银记得，日本人来的第二年就开始少量种植鸦片，“到第三年就大了”。
老百姓知道种鸦片不好，也知道吸鸦片不好，但是当时种一亩鸦片相当于种10亩、20亩玉米、谷子的收入。
为了加强对鸦片的价格垄断，日本对鸦片实行专卖，并有专门收购鸦片的机构。
李福生记得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种植鸦片并不征收费用，只收大烟。李高是当时李福生所种鸦片的收购者，李福生回忆说当时李高雇200多人割大烟，一担就有一百来斤。
不过种植鸦片并未给当地人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变，吴宪银当时每天的伙食情况就是三餐黑豆。很多人开始吸食大烟。
“日本人只收一部分，剩下的由自己卖自己吃，”李福生说。当地吸食大烟的大概有1／5到1／4。吴宪银说，“种烟就抽烟，我当时就抽烟，好像自己就是坏人。”那时还是不到20岁的小姑娘，如今已经80岁的侯大女老太太在旁边插话：“我那烟吃得好呢！”
当地人告诉周山仁，那时候倾家荡产的人特别多，特别是一些中农、富农的地主家庭。除此之外，种植鸦片的另一个害处就是破坏土地。直到今天，天镇因为土地贫瘠，庄稼很难种，因此，依靠大同丰富的煤炭资源，跑运输成为当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李福生清楚记得，虽然日本人鼓励种植鸦片，但“人家不吃大烟”。据说是怕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当年，日军在天镇曾经杀了2000多老百姓，提起往事，吴宪银禁不住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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