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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毒流向全中国 女人炸弹和鸦片占领满洲
日本军方曾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
“从上世纪初开始，日本对中国毒品输出的数量和规模逐渐取代了英国”，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张基辉说。
沦陷区：日毒水银泄地
1907年，清政府与英国订立了《中英禁烟条约》，英国政府承诺逐年减少对华输入鸦片数量。到1917年4月，英国官方已经完全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对清末禁烟运动的兴起，日本政府则极尽阻扰破坏之能事(比如在日租界进行鸦片的生产和提纯)。
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所副主任连心豪认为，如果说台湾鸦片专卖制度是日本对华鸦片战争的第一次战役，那么对清末禁烟运动的破坏及后来对全中国的鸦片毒化政策则可以看作日本对华鸦片战争的第二次战役。
日本军方历来认为，中华民族“是个鸦片中毒很深而不能自拔的民族”，并且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
连心豪介绍，“9·18”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负责政治事务的第四课将鸦片作为征服中国一种特殊的武器，设计了一套侵略东北、华北乃至全中国的鸦片政策。关东军将从前日本浪人分散、小本经营的贩毒活动，发展为关东军直接控制、支持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毒品战争。
1915年侵占东北的日军设立“戒烟部”，仿效台湾总督府的做法，将鸦片输入改成由关东都督府直接经营的专卖制，当年贩卖鸦片的纯收益一跃为前一年的11倍，两年后的1917年则超过了530万日元。
关东军向满洲倾销的毒品不但有鸦片，还有吗啡、金丹、海洛因等精制毒品，大多以奉天为集散地，毒品来源于国际贩毒集团、热河、朝鲜和台湾地区。
1924年11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三次国际鸦片会议上，声名狼藉的英国和日本以“生产的英国”和“秘密贩卖的日本”，被视为鸦片问题上的双恶。会议集中围绕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秘密贩毒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面对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的对华贩毒活动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有组织的军事贩毒活动，使关东军很快赚足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军费。据资料显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军费，几乎全部来自其贩毒网。
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曾说，他在满洲的成功只靠三件武器：女人、炸弹和鸦片。
“七·七事变”后，日军以天津日租界作为制毒、贩毒的基地，向华东、华南的上海、香港等地大肆走私贩卖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
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进展，鸦片、吗啡等毒品就像水银泄地，流向中国的每个角落。正如美国代表富勒在国联第21届禁烟会议上的演说，“无论何时，只要日本势力所侵之地，随踵而至者，辄为私贩毒品之现象。”1943年9月21日美国国务院禁烟备忘录也指出：“自1936年以来，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及制造烟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军入侵之处，即伴随着鸦片交易……这些地方公开销售鸦片和提炼物，其机构受到了日本军方的庇护。”
虽然日本从一开始就把鸦片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之一，但为了顾及当时日本的“国际品质和地位”，侵华日军开始对外宣称实行鸦片“渐禁”政策。
比如伪满地区1932年公布的鸦片法中规定“不准吸食鸦片，但是非成年的瘾君子在治疗必要时不受本法限制”。并设立专卖机构，指定批发与零售商，颁发烟馆营业执照和个人吸烟许可证等。但这与其说是鸦片的“渐禁”，还不如说是承认鸦片合法。
1939年以后日本干脆扔掉了这块“遮羞布”，公开鼓励和强制鸦片的种植、收购与销售。鸦片“渐禁”政策也使鸦片的产供销具有了明显的计划性和垄断性。
把触角伸到国统区
除了在沦陷区全面推行其鸦片毒化政策之外，侵华日军还把触角伸到了国统区。
“日本为将毒化政策推进到国统区是煞费苦心的。”研究侵华日军走私活动的吉林省教育学院政史系副教授齐春风将其做法概括为：
一是在临近国统区的地带广种烟毒,以期达到“近墨者黑”、近烟者毒的效果。据当时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情报记载，在绥远沦陷区，日伪也大种鸦片，每到收获季节，引诱附近陕北神木、府谷及晋西北河曲等地穷苦人民前去收割，形成黄河各渡口人们成群结队狂入敌区的局面。日军还在接近国统区的地带设立大型制毒工厂。像日伪在河南省博爱县大辛庄设立的名为“中和记”的大毒品公司，该公司每天可生产红丸5000袋，每袋1万余粒，行销豫北十余县及晋南各县，每天即可收入5000万元。
齐春风认为，日军强迫民众在敌我交界地带广种罂粟，一方面将烟毒伺机运入国统区，另一方面在两区之间划出一条无粮地带及毒化地带，以贯彻对大后方的经济封锁，使大后方的物资抢购工作不易奏效。强迫改种的地域，类皆敌我势力接触的游击区，不许种粮，沦陷区又大闹粮荒，且严厉取缔粮食搬运，该无粮地区的居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到国统区来抢购粮食，由此加重大后方的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也正遂日伪的心愿。
为了把毒品打入国统区，日本还采取廉价出售毒品的方法。在日军的“让利”售毒政策下，贩卖烟毒的利润有时高达成本的6倍以上。引得奸商们趋之若骛，把大后方的许多地方搞得乌烟瘴气。
当时重庆《新华日报》曾报道了“沦陷后的洛阳竟和西安交通”的奇怪现象：豫湘桂战后不久，新沦陷的洛阳竟很快与西安恢复了传统的商货流通，成群的走私商携带着美国援助中国稳定物价的黄金到洛阳。金价在西安一两值2万～3万元，在洛阳3倍半于此，运到北平，便值4～5倍的高价了。而回程内运的货物最主要的便是轻巧易带而又价值高昂的“白面”了。
齐春风研究发现，为达到使国统区民众神不知鬼不觉地中毒的目的，日本还颇费心思地制造了多种含毒物品。含毒香烟就是其中的一种。日本在青岛、天津、北平等地专门设立发售纸烟及盘纸的公司，每隔一两月即运到河南纸烟3000箱,该纸烟据报“刺激性极大”。果然，后来发现河南等省民众因吸食此等香烟而致病、致死的事情发生。
1944年3月初，位于汪伪政权控制区的日本侵华毒化机构——华中宏济善堂于各大报刊分别刊登解散启事，结束了它在中国5年的荼毒生涯。
因日人败降时，销匿了宏济善堂相关资料，这所在当时中国颇有“影响”的毒化机构为为何自行解散成了不解之案，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曹大臣博士经过对尘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原始档案的搜集和整理，发现此事和当时的“清毒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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