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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当大河原孝一、高桥哲郎等4位日本侵华老兵再次踏上去中国的谢罪之旅时，更多熟悉的名字，藤田茂、富永正三……没有出现，因为他们的接连去世，忏悔者的身影日益孤单。而一直站在日本谢罪老兵背后，为还原侵华历史鼓呼不断的“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由获释回国的日本老兵组成，简称“中归联”)，解散也已3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归联”和它的老兵们，在日本究竟以怎样的姿态生活并战斗？
艰辛
从天津塘沽港坐船到日本舞鹤港需要4天，这是一条特殊的航线。
1956年6月21日，因中国政府本着最大的宽容和善意宣布对在押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并准许他们获释回国，高桥哲郎、大河原孝一得以登上返乡的“兴安丸号”。
生活的艰辛成为这些老兵们归国后首要跨越的障碍，甚至在7月3日“兴安丸号”登陆后，他们踏上故国的第一刻起便显得异常真切。
到达舞鹤港后，当日本警方为迟归的军人奉上“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服和军靴时，队长国友俊太郎大吃一惊，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拒绝接受。
3天后，日本政府计划发放的撤侨津贴也因为老兵们的激烈抗议而临时升为2万日元／人，但这远不足以补偿11年被战争荒废的青春。
他们需要更公正的战争赔偿，需要日本政府更为妥善的安置。登陆的第二天，老兵们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向日本政府申请战争赔偿和战后生活救济、津贴，占去了大幅内容。是为“舞鹤方针”。
“中归联”的成立动议于4天的航程之内，它被寄予“团结就是力量”的期待。在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中，他们选择了文艺汇演的方式。1956年10月14日，东京千代田区公会堂被《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所淹没。
但日本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善意，回应寥寥。
其后的生存景况可想而知。据1959年日本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当年全国平均的家庭收入为3.2万日元，而中归联会员在1960年的平均收入才为2.4万日元，显然，他们的生活处于社会的中下水平。
鸭田好司，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军士，返回日本神奈川县后，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起，“勉强度日，过着退休老人的生活”。
贝沼一郎，关东军宪兵队教练队成员，回国后，在农村，他找不到事做；去了东京，依然找不到工作。最后好歹找到钉纽扣和绣袜子的活，却每天都要干到深夜。因为穷，每天只吃两顿。
为此，中归联开展了一系列旨在相互帮助的活动，如：中归联销售部集中各地归国战犯生产的物资来销售；中归联互助会组织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会员出资成立中归联金库，将筹集的资金贷给希望创业的会员，以及经济状况困难的会员。
因为在苏联和中国11年的改造经历，他们被视为异类，在试图营建自己生活的时候，也受到了不少的干扰。警察时常会来进行所谓的思想状况调查，还会要求他们提供关于苏联和中国的信息。一些归国战犯在公司里、在社会上也会被莫名其妙地贴上“赤色分子”、“过激分子”的标签。
老兵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报纸、杂志的大量篇幅中出现了‘洗脑’这个新词汇，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曾在中国东北鹤岗煤矿工作的松本千代男，现居千叶县，战败回国后，经熟人介绍，接受了一家大型钢铁公司的就业考试。在获得了内部录用正要上班的时候，公司不告知他任何理由就取消了他的录用资格。
由于担心从中国归来这段经历会被人问及，他当了一阵子不需要出示履历书的临时工。之后他进了亲戚经营的药品批发公司。但是，每次调转工作的时候，素未谋面的当地警察都会问他：“听说你曾在中国逗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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