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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范旭东等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精盐厂——久大精盐厂
当年的大沽造船所
旧英商汇丰银行1880年在天津设立分行
大清邮政津局(1896年)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把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布局。这一消息，使每一个天津人都感到欢欣鼓舞。
“海”与天津有着深刻的渊源，正是由于天津依河傍海又是首都北京的门户，早在145年前就已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正是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天津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承载了一部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历史。
回顾近代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的历史，是为了使我们更加热爱天津，以全新的姿态建设天津，让天津的明天更美好、更辉煌。
在近代中国，能够在国内经济发展中起到引擎和龙头作用、在连接世界市场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城市：南有上海、北有天津。
天津在我国是唯一与首都北京近在咫尺而又依河傍海的城市，1860年被西方列强的战舰轰开大门后，便成为我国北方最早的通商口岸，被迫向世界开放。
天津独特的区位优势，集荣辱于一身，它曾是中国维新变法的策源地，是中国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试验场。当时，外国人称天津为清政府的“中枢”之地。中国人也认为,近百年来“吾国外事尽萃于天津，外交之利害，全国之安危，而恒于是乎卜之，故往往动中外人之视听”。“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韧于是邦(指天津),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
正是这极其重要的城市地位，使天津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经历了中国走向世界之初的困惑与磨难、魅力与遗憾。天津从开埠前的一个中等“县城”，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进而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国际港口、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和享誉世界的大都市。
北方工业的发祥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意识到作为畿辅屏障天津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于1866年(清同治五年)在天津设立机器局。这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发端，也是中国北方工业的发祥地。天津机器局的筹备工作由常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持。1870年(同治九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这位洋务派的核心人物，立即对天津机器局进行扩建和设备更新，积极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大搞洋务运动，带动了天津近代工业的兴起。
天津机器局共有3000多职工，从国外进口一批先进设备，“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该局分为东局和西局，东局在“城东十八里贾家沽道”(今河东区东局子)，共占地33顷，有42座机器房，计290余间；洋匠住房160余间，是专门制造火药的军工厂。西局于1868年(同治七年)在“南关外海光寺地方”建立，有车床、刨床、直锯、卷锅炉铁板机器等设备，除了随时为东局生产军火所需配置物件外，还能制造各种西洋器具、开花炮弹，小汽艇、挖泥船，以及水下布雷用的水底机船(类似潜水艇)等。据当时外国通讯社报道说，这些厂房修得十分坚固，机器庞大而复杂，能以最新式的机器制造最新式的火药，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药厂之一。
天津机器局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1876年(光绪二年)李鸿章在局内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培养水雷技术人才的军事学校——天津电气水雷学校。1878年(光绪四年)中国第一条机器挖河船——“直隶号挖河船”在天津机器局制成，并在开浚大清河中投入使用。1880年(光绪六年)中国第一艘潜水艇在天津机器局试制成功。当年，天津机器局还制造了名为“捧日”、“祥云”两艘小汽艇，送给慈禧太后供他在颐和园昆明湖使用。
1880年(光绪六年)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建立。李鸿章委任留法生罗丰禄为大沽船坞总办。该船坞占地110亩，坞内设有码头、大木、轮机、熟铁、熟铜、铸铁、模样、锅炉、枪炮检查等厂以及为检修用的船坞6座，供北洋水师舰船避冻用的土坞数座。大沽船坞除了承担北洋水师舰船的维修外，还制造了“飞龙”、“快顺”、“捷顺”等轮船和军火。全坞共有职工600余人，其中技术工人占了一半。这种高起点、高技术含量的企业，不仅培养了第一代产业工人，而且为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洋务运动军事企业的发展，对能源、原料和交通运输等有了客观需要。为解决天津机器局所需煤炭全部进口的问题，1876年(清光绪二年)李鸿章在组织勘探唐山开平煤矿的基础上，于1878年(光绪四年)成立了“官督商办”股份制性质的“开平矿务局”，总负责人是洋务企业家唐廷枢。这是中国最早机械化采煤的煤矿，也是中国第一家发放股息的公司。
几乎同时，天津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也孕育诞生。1878年中国第一家机加工面粉厂——贻来牟机器磨坊、1884年开办的德泰机器厂、1886年成立的天津自来水公司等在天津出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天津作为袁世凯推行“新政”的基地，于1903年在天津成立了直隶工艺局，近代著名实业家周学熙任总办，创办了工艺学堂、考工厂、实习工场等。紧接着天津织染缝纫公司、北洋劝业铁工厂、造胰有限公司、天津牙粉厂、新兴造纸厂、启新洋灰公司、北洋滦州官矿公司等几十家官办、官督商办、商办的企业相继成立。其中启新洋灰公司生产的水泥在全国销量最大，1919年占到了全国市场的92.02%。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为天津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大批的军阀官僚携聚敛之财云集津门，为天津工业的发展注入了资本，促进了天津经济快速发展。这时一大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的企业纷纷成立，许多企业经过艰辛的努力，生产出在国内独占鳌头的著名品牌，有的还享誉世界。如东亚毛呢纺织公司的“抵羊牌”毛线、仁立实业公司的“天马牌”呢绒、利生体育用品厂的“利生牌”篮球、天津中天电机厂的“中天牌”电话机等。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创建了我国最早、最大的制碱企业——永利制碱公司，聘请留美化学博士侯德榜对制作纯碱技术进行攻关，经过几年的努力，生产出永利“红三角”牌纯碱，在1920年8月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一举获得金奖。从此，打破了英国人垄断中国纯碱市场的局面。
到上世纪30年代，天津共有工厂1200多家，产业工人达20多万，形成了纺织、化工、造纸、印刷、食品、机器制造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厂总数和工业投资总额仅低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至此，天津已经具备了一个工业城市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功能，成为实力雄厚的北方工业基地。
北方最大贸易口岸和重要商业中心
开埠后，清政府为了发挥天津在通商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先是任命崇厚为三口通商大臣，常驻天津管理通商事务，建立了天津海关，后来又把所有洋务事宜归直隶总督经管，并成立了“天津海关道”。天津实际上是中国北方对外贸易的管理中心。
天津是我国北方产品出口的重要口岸，也是出口产品的加工集散中心。随着进出口商品种类的扩大和贸易额的增加，天津辐射能力通过华北、东北、西北深入腹地，与各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还开辟了与国内许多地区贸易交易的新网络。
天津是进口商品的销售市场，也是批发零售洋货的重要基地。随着各式各样的“洋货”涌入天津，一批销售洋货的商店和中介机构纷纷建立。北门外的河北大街、锅店街、竹竿巷等成了洋货市场，全国许多地区设在天津专门从事购销洋货的商贸行业开始兴盛起来，与对外贸易有关的货栈、运输和报关等行业相继产生与发展。
到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出口的对外贸易额中，棉花的出口量几乎占到全国的一半，而畜产品的出口量则要占到全国的60%，居全国第一位。进口状况也是如此，天津进口的面粉占全国总量的35%，位居第一位；棉花、煤油、木材、燃料等货物的进口，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天津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25%，占华北的60%，成为全国第二大对外贸易中心。
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天津商业繁华区由开埠前三岔口一带的北大关和天后宫，开始向以海河内港为依托的英、法、日等租界集中，至二三十年代天津商业繁华区逐步扩展到今天的南市、和平路一带。1928年位于日租界和平路的7层大厦——中原公司(即现在的百货大楼)开业，在和平路的另一端建起了7层购物中心——劝业场，两大商场在和平路上遥相呼应，成为天津商业的象征。与此同时，在其周围一批中西合璧的国民饭店、天祥市场、泰康商场、惠中饭店、渤海大楼、交通旅馆、浙江商业银行、中国大戏院等建筑群拔地而起，连成一片，颇为壮观。据有关资料统计，1931年天津共有商店和商号17124家，涉及120多个行业，从业职工达10万余人，天津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
北方的金融中心
天津开埠后，一批银号也相继诞生。随着内外商贸的日趋繁盛，中国银行和外国银行竞相开办，有力地促进了天津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天津近代中国政府大规模铸币的发源地，1897年北洋机器局开始铸造银元，1902年，袁世凯任命周学熙为北洋银元局总办，建立造币厂，解决了当时天津市面上使用的货币复杂而不统一的问题。1903年清政府户部拨银400万两，在天津建立了“铸造银钱总局”，1905年建成“户部造币总厂”，分厂设于南京、上海、武昌、长沙、成都、广州、云南、辽宁等地，总厂将新币的祖模发给各分厂。天津作为我国钱币铸造中心，推动了我国近代货币统一和金融现代化的进程。
1898年，清朝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为第一家华商银行。尔后，我国一批颇有社会声誉的银行实业家纷纷在天津组建银行。自1910年开始，北洋保商行、直隶省银行、盐业银行、中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大中银行、裕津银行等先后开业。至此，包括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官商合办银行、商办银行等在内的近代天津银行蓬勃兴起。在这些银行中，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实力最强，被称为“北四行”，时谓“执我国北方金融之牛耳”。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津的合资银行共有7家，华资银行18家，分行62家，居我国北方各城市银行的首位。
与此同时，许多外国银行相继在天津设立分行。1880年汇丰银行最早在天津筹设，紧接着一大外国银行涌入天津。其中有1895年英国的麦加利银行、1896年俄国的华俄道银行、1897年德国的德华银行、1899年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902年比利时的华比银行、1907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1916年美国的花旗银行和意大利的华意银行等。各国银行为显示实力，采用了本国当时最先进技术和新颖设计，相继在英、法租界建造了具有独特建筑风格，雄浑壮观，气势宏大的银行大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合资银行、华资银行逐步向英、法租界“中街”集中，使维多利亚道和大法国路(今为解放北路)形成了的天津的“银行街”，也有人称之为“东方华尔街”。到1936年，在津外资银行共21家，资本总额占外国在华银行资本总额的16%，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
此时，天津的金融业进入了“黄金时代”。天津作为北方金融中心，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三北”地区普遍建立了金融网络。以“北四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在北京、上海、汉口、大连、南京、济南、郑州、石家庄、哈尔滨等地先后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中金城银行从1928年至1937年在国内及香港建立了53个分支机构。随着天津金融业的兴盛，证券交易自20世纪初期悄然兴起，1944年天津银行公会组建了我国北方最大的华北证券交易所，有股东442家，上场证券26种，每日开拍，交易相当活跃。据天津市档案馆记载，“近代以来，经由社会局、钱业同业公会注册登记，有据可查的金融机构，共有银号400余家，华资银行100余家，外资银行20多家，与之相辅而行的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也具有相当规模。”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和金融市场，并与上海相呼应，成为“中国南北两大金融高地”。
领先全国的交通与通讯
交通与通讯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天津在全国一直领先。
中国的铁路建设始自天津。适应“开平煤矿”运输煤炭的需要，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津唐铁路”竣工通车，成为中国第一条连接大城市的正式铁路。同时，诞生了我国最早的“天津铁路公司”，使天津拥有中国第一座具有客运与货运能力的天津老龙头火车站，建立了中国第一条复线铁路，即把“津唐铁路”延伸到北京，并由丰台延伸到卢沟桥。
中国最早的轮船公司在天津成立。天津开埠初期，国内水上运输一直被外国人把持。1873年1月天津成立“轮船招商局”并正式营业，1893年该公司已经拥有26艘轮船，到1912年中国轮船进入天津港的已占到总船数的15.2%，其中大部分是招商局的轮船，打破了外国轮船垄断中国内航线的局面。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天津在中国最早建成了围城环行的有轨电车，成为第一座拥有公共交通的城市。
在邮政电信通讯方面，天津更是在全国领跑。1878年(清光绪四年)中国最早的近代邮政“天津海关书信馆”在天津创办，同年发行了中国最早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开了中国邮政之先河。1879年(清光绪五年)中国第一条天津至北塘的电报线架设成功，同年中国人架设的第一条电话线在天津开通，当时最先进的通讯设备电报电话最先在天津使用。1880年(清光绪六年)中国最早的天津至上海营业性电报线开通，为中国民用电报通讯之始。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中国第一条自建长途电话线——天津至北京长途电话线开通。中国的第一条铁路邮路、第一次航空邮运、第一个自建的自动电话局都诞生在天津。
除此之外，天津在中国城市中较早修建了平整道路，用上了自来水，街道两边安装了路灯，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建筑风格异彩纷呈的学校、医院、公园、商场、俱乐部、电影院以及豪华的大饭店和高级住宅等。这些散发着异国情调、风格迥异的“小洋楼”，犹如“万国建筑博览会”颇具特色。 所有这些，都大大提升了天津作为北方中心城市的整体功能，使天津向着国际大都市的方向一步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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