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已经出发，这竟是他最后的、永无复返的一次出发。一年前，将军因病去世。他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军人，最大的憾事是没有打过仗，最大的幸福是国家处在一个和平盛世。”将军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两极之间燃烧、迸发！享受着和平的人们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将军其人，而他却会让我们更深地理解和平。记住他吧――共和国新型导弹部队的建设者、第二炮兵某基地原司令员杨业功少将。
那些天，官兵们眼里的杨业功像一只旋转的陀螺，一边勘察，一边设计，一边组织修建发射场坪，他的越野车每天都没日没夜地冒着酷暑在山路上跑几百公里。不少人劝他注意休息，他说：“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全国人民在看着我们，广大官兵在看着我们，我们的进度只能加快、加快、再加快，不能有一刻的懈怠！”有着钢铁意志的杨业功，终于创造了钢铁般强硬的奇迹，他带领部队仅用7天时间就建成了平时需要30天才能修好的发射场坪。
导弹6发6中——这一出色的战绩实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心和期望。举国振奋，举世惊叹。
蹲在最前沿掩体的杨业功，看着一枚枚导弹喷雷吐火，直冲云霄，幸福地笑了。
1999年6月，杨业功走上基地司令员的岗位。在新老司令员岗位交接大会上，他再次陈词：“组织把我放到这个位置，我必须把全部精力用在部队建设上，如果履行不好打得赢的使命，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杨业功在上任后的第一次党委会上提出：作为一支“拳头”部队，基地将把决战决胜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
这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他的理想就是谋国家和民族之和平；这是一个一心想打赢、谋打赢的军人，在他的眼里，没有什么比打赢更重要，包括他自己的生命。他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价值。
杨业功先后率领部队高标准地完成了中央军委、第二炮兵组织的多次重大军事行动，为锻造共和国“拳头”部队做出了突出贡献。
1999年国庆50周年大阅兵时，作为受阅导弹方队的大队长，杨业功带领4个威武的导弹方阵气势恢弘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那一刻，导弹方阵的威武雄姿永远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东方大国的国威军威永远留在了世人的目光中。
杨业功曾回顾那一刻的感觉：旁边的一切声音都没有了，脑子里只有两个字——“通过”！
砺剑如战，将军的标尺和准星只瞄准一个目标——战斗力
在基地，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杨司令员不是一个会做官的司令员，但绝对是一个能打仗的司令员。
杨业功的一句名言在部队广为流传：“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军人不思打仗就是失职！”杨业功对部队反复强调的，就是要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意识和提高打赢的能力。
这是在某旅旅史馆听到的一件事。2000年，这个旅在基地率先提出每月实施全系统、全要素、全员额、全程序、全装备拉动训练。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创新之举，不少人忧心忡忡，认为“五全”训练动用装备多，风险太大，弄不好出个事故，谁也难以承担责任。杨业功得知后，当即表态：“只要有利于战斗力的提高，就要大胆地干，决不能为保安全降低训练标准。作为一支部队，在提高战斗力上消极保安全，对于国家来说就是最大的不安全。‘五全’训练可以搞，有责任我来负！”
然而，这个旅第一次全装夜间拉动就出了问题，一台发射车因路基松软陷入路边的稻田，险些酿成事故。杨业功连夜赶到训练现场，他没有批评指责哪个人，而是在认真分析原因之后对旅领导说：“你们一定要科学施训，即使出点问题，我们基地党委也不搞‘一票否决’！”
将军的激励是对部队最有力量的导向。全旅官兵士气大增，不仅没有减少训练内容，反而增加了训练的难度和强度，使训练真正实现了与实战结合，部队的实战能力大大提升。后来，这一做法在第二炮兵得到全面推广。
常言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杨业功深知，要带出一支能打赢的高科技精锐部队，自己必须首先成为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的带头人。他多次在基地会议上说：“作为军事斗争准备一线部队的指挥员，学习不仅是个人的行为，更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为此，读书学习成为杨业功的酷爱。他给自己硬性规定：每晚至少学习1个小时，双休日学4个小时。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他涉猎的领域很广，信息、航天、生物、导弹、微电子技术、指挥自动化、新型导弹作战运用以及各军兵种作战理论等等。几年间，他先后撰写出20多篇对指导部队建设有重要意义的研讨文章，其中多篇被军内外刊物选用。
2002年，已经57岁的杨业功，在基地党委常委中带头参加了军事科学院的在职研究生学习。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伏在病榻上完成了题为《建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应把握的问题》的毕业论文。
杨业功以他坚实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一名既懂指挥又懂技术，既通装备又通操作的“指技合一”型高级指挥员，为锻造共和国“拳头”部队奉献了他卓越的才能。
——他研究形成了新型导弹部队机动作战等基本战法；
——他创造了“部队作战综合数据库、自动化指挥程序、作战方案代码”等一批信息化建设成果；
——他建立起近万道几乎涵盖导弹专业的试题库，每年都要组织考核和比武竞赛，激励人才成长。
杨业功的发明还有很多。其中“缩比飞行弹”是最有名的。以往在部队训练中，由于实弹发射代价昂贵，大多数训练只能是模拟操作，实弹发射能力无法得到检验和提高。杨业功大胆设想，多方求证，最终与技术人员一起研制出了能用于模拟实弹发射且造价低廉的“缩比飞行弹”，有效地提高了部队实弹发射能力。这一成果得到军委领导的高度赞扬。
在基地，无论你问任何一个官兵：杨司令员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什么？
他会告诉你：“是‘操作’，执行任务是‘操作’，训练是‘操作’，就连吃饭一类的事他也称为‘操作’”。
如果你再问：为什么他爱用这个词？
官兵们会乐了：“因为他脑子里装的全都是打仗的事啊！”
阵地如命，将军的战位永远在第一线
2001年的一天下午。
“我15分钟后赶到高速公路收费站口，你在那里等我，给你10分钟的汇报时间。”接到司令员杨业功的电话，某团团长直奔收费站。当他气喘吁吁赶到时，杨业功已经等在路边。“你迟到了，还有9分钟”。9分钟后，杨业功听完汇报后跳上车飞驰而去。
这是杨业功日常作风的一个典型场景，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严、细、实，并带有强烈的硝烟味。
对于一支导弹部队，阵地可以说是它的命脉。阵地的选择，阵地的布局……都将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杨业功所在的基地，阵地部署高度分散，点多、线长，为全面指导部队建设，特别是勘察好阵地，杨业功就像一个冲锋的战士，长年马不停蹄，穿梭在崇山峻岭之间。有人粗略地算了一下，杨业功每年跑阵地的路程大都在15万公里以上。
基地参谋长高津讲述了杨业功勘察阵地的一天——
摸黑出发，天蒙蒙亮时已看过七八个阵地，早饭在途中以最快的方式解决；上午继续勘察，到午饭饭点，先派车前驱10公里泡上方便面，自己带人再勘察阵地，等他赶到，面已泡好，吃完就走；下午继续勘察，直到晚上八九点返回。
高津说，司令员的越野车一天要跑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途中上车下车，有时他连抬腿上车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得靠旁边的人把他扶上去。像所有出色的将军一样，杨业功风格鲜明。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他的这种“亲历亲为”的工作风格。在有些人看来，司令员的战位应该在“中军帐”里运筹帷幄，工作应该是听汇报、做指示、下命令，大可不必如此务实。但杨业功对此有不可动摇的理念，他说：“作为指挥员如果不熟悉阵地，指挥打仗心里就没底！”
杨业功的风格一点一滴磨砺着部队。
在一次演习中，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按要求发射车在进场准备时必须提前定位。某旅的一名指挥员认为这是演习，不是真打，便随意目测了一下。杨业功来到现场后问：“精确吗？”指挥员答：“差不多。”话音未落，杨业功质问：“差不多是差多少？马上重测，必须绝对精确！”事后，他专门向官兵们讲解定位精确与否直接影响导弹飞行速度和精度的道理。他说：“我们部队掌握的是高技术武器，‘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打起仗来就会吃败仗，就会葬送官兵的生命！”从此，训练按实战标准测定方位线这一细节，被作为“法规”写入了专业教材，沿用至今。
在杨业功的心里，他的标准就是战斗力标准，在事关作战的重大问题上，坚持按打仗的要求下结论。2002年8月，他在一个旅参加阵地工程交接验收，调试过程中，发现直接关系导弹打击精度的基座不符合实战要求。有人解释说，这是上级设计的，征求过权威部门的意见，以前的阵地也是这样做的。但他依然提出质疑，立即组织人员对基地所有的基座全部检查一遍，确认存在问题后，迅速向二炮领导做了汇报。很快，由包括工程院院士参加的专家组对此进行了重新勘察论证，按新标准全部返工。
基地的多位将领这样评价他们的司令员：杨业功是把中央军委确定的军事变革的目标变成现实的人，他是开拓者，组织者，践行者；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是将军，又永远保持了士兵的本色。
将军与士兵，还有什么比这两个形象的高度统一，更能传达出杨业功的内蕴！
清廉为本，将军的生命底色是永不凋谢的鲜红
杨业功善作古体诗词。他曾仿照唐朝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填写了一首《公仆铭》，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斯是公仆，惟吾德馨。”
熟悉他的人说，这正是将军的自画像。
杨业功的清廉在基地有口皆碑，甚至有人说，他太倔，倔到不近人情，从他当旅长起，家门楣上就贴着“携礼莫入”四个字，十几年来，就不曾有过一个人能带着一条烟、一瓶酒走进他的家门。
杨业功的“倔”事太多。
他贴在门楣上的“戒条”真的是不知让多少携礼者望而却步，但也确实有人不信，非要往里走，结果不是被拒之门外，就是被“请”出家门。有一次，一个湖北籍干部被提拔后，揣着一个“红包”来到身为老乡的司令员家表示感谢，他没料到，“红包”刚刚放到桌子上，就被杨业功一把仍到了门外。
杨业功酷爱书法。1999年，他在北京组织国庆阅兵训练，一个干部到北京出差，顺便看望他，给他带了一些优质宣纸。他谢绝了，并半开玩笑地说：“用你送来的宣纸，我心里不安，肯定写不出好作品。”
基地政治部纪检处至今还保留着一张礼品登记表，那上面登记的是2001年6月29日杨业功退回的一张包裹单，上面标有价值400多元的高级竹凉席和按摩枕，那是一位退伍战士寄来的。
还有一次，杨业功到某旅检查完工作，旅里的干部知道他从不受礼，便等他临上车时塞了一小袋芦柑，让他在路上解解渴。一见东西，杨业功的脸色马上就变了，旅长赶紧解释：“这都是当地产的，不值钱，市场价也就是15块钱。”杨业功更不高兴：“你们了解我的脾气，就是一毛钱的东西我也不会收的。去，把水壶灌满水，我路上就不愁了。”
的确，在许多人眼里，这都不过是一些小事，但在杨业功看来，这都是他做人的底线。他曾对身边的人说：“腐败行为屡禁不止，好多都是从‘毛毛雨’开始的。我今天收了几瓶酒几张纸，明天就会有人给我送更重的礼物。共产党人的党性绝不能在一瓶酒、一张纸上失守啊！”
他的独生子杨波涛结婚，他事先就给身边工作人员定下规矩，不准声张，不准收受任何礼金，仅在基地文化站以茶话会的形式邀请了几位老战友和朋友到场，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瓜子和糖果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几位老战友过意不去，商量后，每人封了一个“红包”，悄悄留在了桌上。可第二天一大早，这些“红包”便被一一退回。
1998年，杨业功年近八旬的父亲因白内障住进了基地医院，治疗后，医院提出要免费。杨业功坚决不同意，他说：“我是我，我父亲是我父亲，他不是军人，不该享受的待遇就不能享受。”最后，医院只好收下了4200元的全部费用。杨业功担心别人会把发票要去报销，当天回到家里，就向妻子杨玉珍要来发票，当场撕毁。妻子委屈得流了泪：“老杨，这么多年，你还不相信我？”
杨业功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自己为官做人的原则，直到他生命晚期，从未放弃。他生病在上海住院期间，手术前，专门向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一、无论手术是否成功，基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找医院麻烦；二、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前来探望，做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三、家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受礼品和现金。
将军已经出发，这竟是他最后的、永无复返的一次出发。一年前，将军因病去世。他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军人，最大的憾事是没有打过仗，最大的幸福是国家处在一个和平盛世。”将军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两极之间燃烧、迸发！ 享受着和平的人们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将军其人，而他却会让我们更深地理解和平。记住他吧――共和国新型导弹部队的建设者、第二炮兵某基地原司令员杨业功少将。 图为1999年9月30日，杨业功(前排左一)带领导弹方队接受检阅。
手术后，杨业功转入某医院观察治疗，基地在医院附近的招待所自然也就担负起了照顾司令员的职责，时不时地熬点鸡汤、鱼汤给他滋补身体。没想到，出院时，杨业功把招待所所长叫到医院，从口袋里掏出2000元钱交给他：“我生病期间，谢谢你们的精心照顾，这两千块钱就算是我交的伙食费吧。”所长推辞不过，捧着司令员递上的钱，流下了眼泪。
走进杨业功的家，无人不惊。这位在建设共和国导弹部队事业上成绩卓著的将军，这位有着崇高美好人生追求的革命军人，在物质方面却是超乎常人想象的淡泊。房间的墙壁是一抹儿的“大白灰”，家具多是老“古董”：睡的床是四个大箱子拼成的，那是他30年前担任团副参谋长时自己设计的；一个饭桌、一个柜子是20年前当作训处长时自制的；书桌上的台灯座是用一个旧乒乓球拍做的；一只吃饭的搪瓷碗跟了他30多年；衣柜里找不到一件高档衣服，一件晴纶秋衣穿了18年，几件衬衣多处都有补丁……他的家里最壮观的就是装着满满书籍的四个大书橱。
清廉简朴在杨业功身上真正是一种本色，这种本色包含了他作为一名将军对党和军队事业的挚爱与忠诚。
为了部队的建设，杨业功从来都是以最优的质量标准用钱。但是到了自己的身上，他是能省就省。他常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要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吃住一类的事上。”在基地，人人都知道杨司令员下基层的规矩是“禁酒减菜少陪同”，吃饭不能超过四菜一汤，如有违者，他筷子一放，起身就走。他外出开会或下部队，吃饭有碗面条就行。有时乘火车为了赶时间，坐硬座也要走。住宿他更不讲究，经常为了省钱把大房间换成小房间。
那年国庆阅兵期间，有一次因工作需要在宾馆住宿，他便吩咐找个标准间和司机郑晓龙住在一起。小郑说：“您是将军，我是战士，哪能和您住在一起？”他却说：“不就是睡觉吗，能有一张床就行了，老是分那么清，你不觉得累呀！”
还有一次到友邻部队开会，对方给他安排了一个条件较好的套房，他一到就立即要求把套房换成单间，一番推让之后，随行的一位人员悄悄劝他：“司令员，你就住吧，反正是他们花钱接待。”他一听气来了：“花谁的钱不是花人民的钱？”最后还是坚持搬出了套间。
杨业功的刚硬和不讲情面，曾让很多人下不来台，但是他内心拥有的爱让更多的人感动。
他爱他的士兵。
杨业功每到连队，总要走进战士的宿舍，用手摸摸他们的被褥够不够暖和；走进饭厅，尝尝他们的饭菜够不够香。每年的春节，他总要驱车几百公里，到最偏远的导弹阵地上和战士们一起扎彩门、写对联、贴对子、包饺子、吃年夜饭，和战士们在一起，他总有无穷的快乐。
2003年“非典”时期，一名战士从南方“疫区”归来出现胸闷发烧等症状，疑似“非典”病例，被送往部队医院隔离观察。杨业功得知后，迅速赶到医院，走进隔离室，握着这位战士的手说：“不要害怕！不一定是‘非典’。即使是，部队党委会全力抢救你！”他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指示医院领导，要用最快的方法确诊，用最好的药物治疗。几年过去了，这位后来被排除“非典”的战士一说起这事，眼圈就红：“杨司令员胜过我的父亲！”
他爱孩子们，特别是那些需要帮助的苦孩子。他从小在湖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中长大，他深知对于一个苦孩子，什么是最宝贵的。
基地驻地附近的山村里，有一个小女孩叫孙丝雨，因为家庭贫困，小学只上到三年级就要辍学。杨业功知道后，立刻寄钱支付了她完成小学学业的全部学费。同时，他在部队发出倡议，开展捐资助学“春蕾工程”，至今，基地团以上干部每人每年捐资400元资助一名失学儿童完成学业。
杨业功还在湖北老家资助了一名叫宋特伟的失学儿童，他一次性给他寄去了3000元钱；在他病危之际，还交代家人又寄去了1000元。
杨业功在湖北的高中母校举办了一次校友会，期望着有“头面”的校友单位为学校建设捐点钱，在场的老同学大都拿着单位的支票填了捐资的数目，轮到杨业功时，他把准备好的一万元钱交到了校长手中，说：“老校长，我从工资的积蓄中拿出一万元，虽然不多，略表心意！”
理解杨业功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对世俗的无情和冷落，恰恰蕴涵着他对一种高尚的真情与浓烈。他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欲望如果只是追求金钱，他便永远得不到满足，而不满足便不会快乐。我没有很多钱，但有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我是一个清贫的富翁。”
他为人处世直爽的风格，正折射出他的坦荡磊落。2003年11月，他在最后一份述职报告中主动公布了自己的收入与财产：“我家四口人，都拿工资，我的月收入3000元，家庭月收入6000元，总存款年年上升，已达30万元，属于较高水平的小康家庭。”
这是一个真正的将军，恪守做人之道，奉献军人赤情，内心滚热，通体透明！
战斗不息，将军永远在出发的征途中
39年前，杨业功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这样一段话：“为了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我保证：任何时候个人利益都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
将军的誓言无声地传递了一生。
2003年11月，这是一段令基地每一位官兵心蒙阴霾的日子。正在国防科技大学学习的司令员杨业功突然发病，医院诊断后，确诊为十二指肠腺瘤癌变，且已到晚期。
临上手术台前，将军笑着安慰家人和同志：“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不必担心，我的命大得很！”
杨业功的命的确是大得很。他活着的每一天几乎都像在玩命。
1999年，国庆阅兵回来，杨业功感觉上三楼有些吃力，经医院检查，结果是肥厚性梗阻性心脏病，他做了手术，安装了心脏起搏器。手术第20天，他就回到基地，驱车下了部队，照样一个水壶、一包方便面从天亮跑到天黑。医生急得团团转，一再提醒他：“您这样下去会出事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他则拍着胸膛说：“这不挺好的嘛！有‘本钱’就要干革命，不然要‘本钱’有啥用？”
2003年6月，杨业功的身体每况愈下，吃不下饭，每次就餐前都要吃一把药。可他并没有停止工作，依旧和官兵一起爬山翻梁勘察阵地。有一次，勘察完毕从阵地回到某旅招待所，准备吃晚饭时，大家才发现司令员在房间没出来，进去一看，他脸色煞白地躺在床上，吃力地向大家挥挥手：“我没事，你们先吃吧，我要躺一会儿。”以后，这样的情景越来越多，甚至在勘察途中，他常常因为太过虚弱，只得躺在汽车的后座上赶路。
官兵们心里不忍，又劝不住他，就用激将法：“您何苦这样拼命？您不必事必躬亲，工作照样开展啊！”
他大笑，说：“部队建设当然不会因为少我一个而停滞不前，但是上天也不会因为你卧床休养而延长你的寿命啊！与其躺着休养，还不如爬起来干活。我就是倒下，也要以战斗者的姿势倒下！”
现实对将军的愿望，兑现得竟如此急促！百战百胜的将军，这一次真的要倒下了。
对于已经突显的癌变，他失去了及早发现的时间，失去了最佳治疗的时机。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10年、20年、30年、40年……将军从没有过一刻对自己身体的顾惜。正像他的一位老战友含泪痛说：“司令员走了，可司令员原本也有一个好身体！他把毕生的精力、智慧、乃至自己的身体，都贡献给了他热爱的军队！”
病魔现在成了将军的最大敌人。手术后的杨业功体重降了12公斤，化疗后的脱发、呕吐、疼痛轮番折磨着他。他躺在病床上，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猎豹，焦躁、不安，却又向往、亢奋。
对每一位前来看望他的人，他问的、说的最多的都是关于部队训练、阵地建设、装备换型等等。他牵挂最多的是基地担负的重要任务。
他几乎天天要求出院。
2004年春节前夕，经过再三争取，总医院终于同意他回基地边治疗、边休养，那天，当他看到出院书的“医嘱”上写着“全休”二字时，一下子急了：“谁说不能工作？”
大年初六，春节还没过完，基地就抓紧研究节后的重要工作。这天，杨业功早早起了床，瘦弱的身体裹在军大衣里，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办公楼走去。他走得非常艰难，大口喘气，直冒虚汗。一位老战友见到他，劝说：“司令员，你还是休息吧。”他说：“节后的任务这么重，作为军事主官我怎能在家休息呢？”
会议整整开了一个上午。会上，杨业功不停地擦着汗。散会以后，他几乎是被人架着走出了办公楼。
第2天，杨业功又来了。
第3天，他依然来了。
直到第4天、第5天……
第10天，他再也支撑不住，又一次倒下，被紧急送往解放军总医院。
癌细胞在杨业功的身体里迅速地扩散，疼痛一天比一天强烈地向他袭来，他常常疼得全身发抖，大汗淋漓。但是他从不喊叫一声，更拒绝用杜冷丁一类的止痛药，因为他怕损害大脑的记忆。他是决不会允许自己没有清醒的大脑的。部队的每一项重要工作，都在他的大脑里装着，他一次又一次给基地和旅团的将领们打电话，提醒各种需要注意的事情……
他有时会默念起自己前不久给部队党委写下的述职报告中的一段话：“此时此刻，我更加怀念部队的领导班子，更加怀念朝夕相处的战友，更加怀念部队驻地的山山水水，常忆哪些工作没有干完，哪些工作没有干好。请同志们放心，病魔只能摧垮我的身体，摧不垮我的钢铁意志……”。
余下的日子里，杨业功开始出现昏迷，他的嘴里不时地念叨着“操作”“装备”等各种工作术语。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深爱着的儿子，一家人片刻不离地守候在他的身边，他们多么期望即将远行的亲人再对他们说点什么，可是他没有。
7月1日早晨，杨业功再次陷入昏迷，嘴里不停地发出“一二一，出发……”的口令，两只手无力地却是顽强地挥舞着。从基地匆匆赶来的参谋长高津，深深地懂得司令员的心，他低下头伏在杨业功的耳边轻轻地说：“司令员，请您放心，您交待的任务，我们都已经完成……”杨业功奇迹般的安静了，挥舞的双手缓缓地落下。
片刻，他努力地睁了一下眼睛，似乎是在聆听什么，脸上浮现出一丝豪迈的微笑。他是否听到了阵地上的战士们正在唱他创作的那首威武的军歌呢？是的，一定是。因为，他只有在听战士们唱这首军歌时，脸上才会有这般的笑容。
“群山巍巍，江河纵横，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部署着我们的火箭军。牢记我军宗旨，坚决听党指挥，一声令下，无往不胜……”
那将是将军何等幸福的时刻！为祖国的和平、人民的安宁而战，永远是一个军人最崇高的使命。生为此，死亦为此，战士自有战士的人生！噢，将军已经出发……(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