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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男生赵磊并未拒绝透露真名。在北京一家网络成瘾治疗中心里度过8天的他已经和其他接受治疗的年轻人打成一片。与此同时，他远在河南的同学们已经开始为1年之后的大学升学考试做准备。
“我也想赶快回去复习啊！”身体单薄的赵磊说。他想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但是，如果不是父母强制把他带到这里，赵磊现在可能还想不到去复习。他会日以继夜地奋战在紧锁的房间里，或是流连于街角的网吧，全身心地投入网络游戏。
现在，作为网络成瘾病人，他安静地躺在治疗中心单人间的病床上，看着电视喝着饮料，累了就敲开伙伴的房门去聊天。
青少年迷失在电脑和网络织就的“虚拟世界”，这在中国的城市间已屡见不鲜，并且正向农村蔓延。对于中国已超过1亿的巨大网民群落，网络游戏的泛滥，改变着一代人的生活。年轻人对网络和电脑游戏的不能自拔，使家长和老师忧心如焚。
宁波一人出差到偏僻地区，两周没法上网，结果茶饭不思，以致瘦了6斤；北京一名19岁女大学生，在网吧呆了7天后竟然不认识父亲；天津更有位沉迷于网络游戏的13岁少年，面带微笑、双手平伸、双脚交叉地以网络游戏中的飞天姿势从24楼一跃而下自杀身亡……医界已正式将这种病态定义为“网络成瘾综合征”。
2005年3月，中国第一家专为戒除网瘾而成立的“网络成瘾治疗中心”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治疗中心内应运而生，开始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患者住院疗养。
赵磊对记者说：“虽然学习紧张，我还是保证自己每个周末玩一整天游戏。”因为临近大学升学考试，父母对他的贪玩再也无法容忍，就把他送来了这里。
成瘾治疗中心主任陶然说，“网瘾”不再是单纯迷恋游戏，而成为了一种综合性的表现，从生理上看就是一种神经内分泌失调。就如同毒瘾和酒瘾，网瘾同样属于病态，患者心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自闭、焦虑、强迫和偏执等症状。网络成瘾作为临床疾病，可以通过精神、药物进行治疗。赵磊的父母觉得这是拯救儿子的唯一办法。
陶然说，“网络成瘾治疗中心”的医疗技术属世界领先。“尤其是对网络成瘾作为一种临床疾病的诊断，这是我们首先确定下来的。”陶主任说的诊断，是指能够确定患者是属于轻度、中度或是重度网络成瘾。通过对百余病例的治疗，中心总结出判断网络成瘾的各种表现。病人中除了网络游戏玩家，还包括一些自认为有能力成功设计高级电脑程序但屡屡失败的电脑“奇才”。
赵磊起初否认自己网络成瘾，并不甘心在这苦闷地度过15天。但住院的第一天，他看到另一个男孩的父母因为说到孩子的事情而失声痛哭，使他开始理解爸妈的良苦用心。
赵磊每个早晨都跟伙伴们在治疗中心外的篮球场打球，上午跟其他人一起在各自房间接受一次输液，中午可以午休，下午去健身房做一轮锻炼，一日三餐都在病房叫外卖。心理治疗医生有时上午找他谈，有时下午。谈的问题包括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医生还经常会让他做心理测试题。
这种将网络成瘾认定为临床疾病从而用药物治疗的方法，遭到一些媒体质疑。那些媒体认为，用药物治疗心病，根本就是不合理。
坐在小马的房间里，记者和赵磊、小马谈得无拘无束。门外不时会传来电视节目的声音。小马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从江西来到北京接受治疗已经11天。他的“网龄”达到了七年。网游、网恋和论坛，他样样都玩遍而且玩腻了。“是人玩七年电脑都会腻啦。”他的表情和语气都有些无精打采。
小马说，父母曾带他参加过陶宏开教授的讲座。这位面对面帮助300多人成功脱离网瘾，并被邀请在全国十多个城市作演讲的教育学家，在中国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陶教授把年轻人“游戏人生”的主要原因归于家庭教育的不科学，学校教育的不健康和社会文化的不健康影响。在小马看来，陶教授的方法对于父母启发很大，对自己来说却“没有用”。
陶宏开教授还提醒社会重视游戏和网络娱乐的设计者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推波助澜。中国游戏商每年从网络游戏中渔利数十亿元，巨大的商业利益使这些游戏商忽视了游戏对人们身心的损害。
教育学家已经开始向游戏商人施加压力，敦促他们建立一个对年轻人更有益的游戏世界。在西方一些国家，游戏软件就按年龄严格地分级售卖。据说，这样积极主动的行动可望有效防止未成年人的心灵受到不良影响。
“电脑是一种工具，是给我们用的，而不是玩的；学会用的人是聪明人，只会玩的人则是愚蠢的。”陶宏开教授用这句话震慑住了许多迷失自我的年轻人。
电脑是高级玩具还是生活工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足够决定一个人会在电脑和网络的虚拟空间里受益还是受害。身在治疗中心的赵磊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有了考大学目标的他也许不会把游戏当作今后的生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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