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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图长久侵占中国的日本侵略者，一直尝试对中华民族实施奴化教育。从“九一八”事变吞并东三省，到“七七”事变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日本侵略者脚步的延伸，其奴化教育的触角也随之延伸到所占的中国领土上。
日本侵略者毁灭我国的文化机关，焚毁我国的民族典籍，屠杀与监禁爱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建立汉奸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奸文人，鼓吹东洋文化，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培养奴化人才，妄图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
与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相比，教育侵略更狡猾，更毒辣，更具欺骗性，危害也更严重。
东北广大同胞，经受日军奴役长达14年之久。14年时间，一个刚够读书年龄的孩童已经长大成人。很多孩子直到抗战胜利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而非所谓“满洲国”人。冯志良和徐德源两位见证者在沈阳接受了采访，他们说，童年的感觉是黑暗的，日本鬼子虽然“用心良苦”，但传承了五千年未曾中断过的中华文化岂是他们所能撼动的？
84岁的冯志良老人还记得沦为亡国奴的那心碎一刻：“1931年我读小学二年级。‘九一八’事变后，校长给我们上课时说，这是‘最后一课’，从现在起，我们是亡国奴了。当时，师生们都痛哭失声，这情景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开始学日语，地理只讲东北三省的，历史只讲辽、金、清的，这是要让东北人从小就忘记中国的地域和五千年中华历史。1939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奉天第五国民高等学校。那时，我们这样的学生大都已可以用日语说日常用语，可以听日本人讲课。讲课的内容除了什么‘共存共荣’‘王道乐土’，就是日本人把‘满洲人’从水深火热之中救了出来，反正是要我们崇拜日本人，连到奉天上街经过日本神社和忠灵塔都必须停下来脱帽敬礼。”
原辽宁大学历史系教研室主任、教授徐德源回忆说：“伪满洲国成立时，我才6岁。那时，日本人严禁老百姓说自己是中国人，必须承认是‘满洲国人’。谁说自己是中国人，就是反满抗日，会被逮捕关押，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大人们怕我们这些小孩子出事，出门前常一再叮嘱可别说走了嘴。”
“1936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就有日语课，由日本人当教师。从小学到中学一共学了10年日语，学校采取各种手段督促、强迫我们学。当时的就业和升学等各种考试都考日语，日语考不好就难以就业和升学。1945年我在建国大学读书时，几乎所有的课程都用日语授课。日伪满在奴化教育中这样强制学日语，就是要在我们身上打下深深的难以磨灭的烙印。”
“日本右翼势力今天篡改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当年却不择手段地篡改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徐德源说，“在小学时，我们常被强迫背伪满‘建国宣言’。‘宣言’中胡说东北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单独开国，后来多次并入中国又分离出来。”
“1939年，伪满国务院文教部编审颁发了名为《国史》的‘国高’历史教科书。这本所谓《国史》，与我在私塾读过的《三字经》所记的中国历史朝代完全不同，没有讲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朝代，而是按东北历代部族和民族政权讲，将伪满洲国的建立说成是历史的当然继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原有的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并下达“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查禁、焚烧书籍就达650余万册。同时，他们对爱国的中国师生展开疯狂的镇压和屠杀。1936年，侵略者在伪安东省制造“教育界救国会事件”，抓捕辽东教育界爱国人士300余人，造成近百人死亡。
冯志良回忆：“1940年9月3日，日寇迫使中国的工商业者捐钱买3架飞机，命令各中等学校学生，不论远近一律列队徒步前往观看。我在行走途中说：‘有什么好庆贺的，叫中国人出钱买飞机，再用它来炸中国人，这是让人从心里感到悲惨的事。’没想到就因这句话‘惹了大祸’，有人告了密。几名日本教师认定我是‘反满抗日’的思想犯，准备找出来交给宪兵队‘取调’(逮捕)。当天是星期六，我就趁鬼子还没弄清楚我的名字，当夜乘车离开沈阳。”
然而，无论侵略者奴化教育的用心如何险恶，手段如何卑鄙，也无法泯灭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殖民统治的高压下蕴藏着抗争的火种。当年被迫逃离学校的冯志良说：“我逃离后考上伪陆军军官学校，仍然要接受这种令人反感的教育。后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长春情报组工作。我们这些人，从小到大就受日伪奴化教育，可却从未忘记祖国，未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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