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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的军校只编制一台公务车，而我们一所军事院校通常编制一个汽车连(营)几十台、几百台车”
有人说，中国有“三农”问题，也有“三军”问题，即军队、军营、军人。在新军事变革层层深入的世界大势下，中国军队也在经历深刻的变革。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不久前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世界新军事变革不仅是一场军事技术和军队组织体制的革命，也是一场军事管理的革命。并强调，科学高效的管理,对于降低军队建设成本，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率、增强部队战斗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求军队要努力适应军队现代化的新形势,更新管理观念，加强现代化管理知识的学习，大力提高科学管理的能力。
在中国的治军历史上，军事管理问题首次被提高到了革命的高度。
军事专家认为，这切中了当前部队建设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实践要求我们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迎接军事管理革命。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安少将，对于军事管理革命研究颇深，曾出版过30余部军事管理著作。对于军队管理问题，王安少将曾深入部队，调研百余次，目前，他正在多个大军区就军事管理革命讲课。
对于可能给中国军队建设带来重大影响的管理革命，王安少将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管理革命是军事发展倍增器
《瞭望东方周刊》：军事管理革命的内涵是什么？中国军队的管理革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王安：军事管理革命是发生在军事管理领域的一场根本性变革，涉及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建设的各个方面，是军事管理思想、军事管理体制、军事管理机制、军事管理方法等的根本性变革，它比改革更深刻，更广泛，力度更大。
中国军队经历过三次管理革命，第一次是军队创建初期实行的民主管理革命;第二次管理革命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解放，政权建立，经济发展，使军队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高级阶段，要求军队建设和管理的正规化，毛泽东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部队的目标，提出了“五统四性” (即“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以及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的论断，军队实行了军官薪金制、军衔制、义务兵役制;第三次管理革命发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使我军建设进入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制定了依法治国方略、依法治军方针，使军队正规化建设、正规化管理更加深入发展，各项建设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概括来说，建军初期中国军队实行的是以人为本的民主管理;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是以“五统四性”为主要内容的正规化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的是依法从严治军的法制化管理,当前在新军事变革的条件下,我们又进入了信息化管理。
以上各个阶段是继承发展、相互推动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我军管理的优良传统，实行以人为本的民主管理和正规化、法制化、信息化管理。
军事管理革命要否定落后的、变革过时的、创造崭新的管理模式。比如民主管理，否定的是那种官兵对立的压迫式的管理方式;正规化管理否定的是那种游击习气，手工业式的管理方式；法制化管理，否定的是那种随意性的人治管理方式，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这样的管理革命，将真正成为军事发展的倍增器。
为什么说是一场“革命”
《瞭望东方周刊》：军事管理革命的提出有怎样的背景？
王安：社会是军队的“母体”，我们现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是处在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的规模空前的历史变革和转型的新时期。中国信息产业发展迅速，每年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2至6倍的速度增长，电话网总规模和手机拥有量已跃居世界第一，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社会信息资源，加速实施军事管理信息化。
我军“跨越式”发展的实质，首先是把工业时代机械化武器装备体系发展为信息时代的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最终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建设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
因此，军队管理面临着由适应机械化军队和机械化战争的管理模式，向适应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要求的模式转变的艰巨任务，这一转变是一次根本性、全局性的变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信息，信息化战争使信息已经成为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主导因素，信息化军队是网络化军队，要装备信息化武器系统，拥有军事信息高速公路，而且军队编成越来越小型化，信息化军队的官兵必须具备很高的信息素养，很强的信息观念，丰富的信息知识和高超的信息技能。所有这些都需要军事管理有一个大的变革。军队的管理再也不能停留在仅仅靠经验管理，靠手工方式管理，靠随意性管理这个层面上。
新军事变革条件下的军事管理革命，它要求有质的飞跃，有根本性的变革。现在是信息社会，天上有卫星，空中有网络，地下有光缆，信息传播极为快捷，摔一架飞机，几分钟就上网，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家对重大疫情都要求两小时内报告。
我军《安全工作条例》规定：“发生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领导，单位领导接到事故报告后，在迅速组织抢救的同时，应按照规定立即逐级上报。”而有的单位没有认真执行，甚至规定24小时内上报。信息化发展要求我们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来一个根本性的变革。
我们当前所进行的联勤改革和社会化保障改革，也有重大意义。国外有的军校只编制一台公务车，由校长执行公务使用，所有用车实现了社会化、货币化，而我们一所军事院校通常编制几十台、几百台车，还要一位副院长、副校长分管汽车分队，安全行车问题如泰山压顶一般困扰着各级领导，如果实行社会化、货币化保障，全军仅此一项就要节省多少车辆、多少司机、多少经费。
新军事变革条件下的军事管理革命，具有革命性、时代性、根本性的特征，也就是深刻性。
比如北京军区某防空旅搞信息化建设，在推进军队建设现代化的同时，军内民主也在深化。在严格强调逐级汇报的军队里，借助网络，普通士兵有了意见也随时可以“通天”。有个连长怀疑战士带手机，摸了摸他的口袋，这个战士一个电子邮件就捅到政委那儿，说是非法搜身，让连长挨了一顿批，还要向他赔礼道歉。
我军建设面临三大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军队的建设面临着怎样的现实挑战？
王安：从军事管理的角度看，我军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长期和平环境的挑战。几十年不打仗了，长期的和平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到处都是歌舞升平的景象。军队在这种环境影响下，加之执行非军事性质的任务增多，接触社会和群众更加广泛,容易产生当“和平兵”、“和平官”的思想，带兵人缺乏带兵打仗的思想，管理松懈，纪律松弛，作风松散的现象也会久拖不决。
麦克阿瑟曾经讲过:军人的职责就是把历史“用鲜红的颜色写在敌人的胸膛上”，巴顿也说：他热爱战争，和平对他来说“将是一座地狱”。
居安思危，忘战必亡，搞好军事管理革命，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必须首先应对和平环境这一严峻的挑战。
其次是市场经济的挑战，经济快速发展带了繁荣的市场，也带来了“灯红酒绿”的消极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资源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社会环境变化深刻，军营外面的世界十分精彩，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驻山区的部队反映“山高林密挡不住灯红酒绿的影响”，驻海岛的部队讲“四面环海也抵不住不良社会风气的侵袭”。兵员成分发生重大变化，打过工、经过商的青年和独生子女已经成了我军士兵的主体，甚至在外国打过洋工、当过模特的青年也入伍了，入伍动机多样化，官兵思想十分活跃。这些给部队管理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还有信息化战争的挑战。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高技术战争登上了历史舞台，精确制导武器有了长足发展，战争形态，作战手段，以及部队的体制编制等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高技术装备如何管理，高技术战争如何驾驭，一体化联合作战如何指挥，现代战争的战场如何管理，都是严峻挑战。
转变“人治”管理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军事管理革命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王安：首先是思想革命。一些人把管理限于行政管理，甚至行政事务管理，“出门看队伍，进门看内务”，以为做好管理工作就是为了不出事，消极保安全,把管理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在低层次徘徊。
我们要更新五个过时的管理观念：一是更新“管理就是管行政事务”，树立“系统管理”、“大管理”的观念;更新“管理就是管连队、管士兵”，树立“全员额”、“全方位”管理的观念;加强对领导机关、干部的管理;三是更新“管理是副职领导的事”，树立首长对所属部队管理工作“负完全责任”的观念；四是更新“管理工作是个别业务部门的事，是军务部门的事”，树立机关各个部门齐抓共管的观念;五是更新手工业式随意管理的观念，树立科学决策、依法管理的观念。
同时，树立新理念，如以人为本，科学管理要注入人文情怀，管理者要做“亲兵之官”，热爱、亲近和尊重被管理者，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不能总强调我讲你听，我说你干，我管你服，要善于运用激励机制，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关心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是管理机制的革命。与军事管理相关的机制大体包括用人机制，教育机制，激励机制，规范机制，监督机制，保障机制，评估机制。目前我军颁布的法规数以百计，规章数以千计，但法制教育的机制还不健全，一些部队把条令条例教育简单化为读、抄、背、考，背得熟却忘得快，养成差。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信息化军队是法制化军队，信息化的战争不仅是陆海空天一体战，也是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信息战紧密结合的一体战，新军事变革、管理革命，迫切要求我们加强法制化建设的进程，完善包括立法、执法、法律教育、法律监督在内的管理机制。
《瞭望东方周刊》：要切实推动军事管理革命，应该实行哪些具体的措施？
王安：我们要实行科学高效的管理，逐步实现以人力密集型和数量规模型向科技密集型、质量效能型的管理模式的根本转变。不能只讲投入,不讲产出;只讲规模,不计效益;只讲数量,不讲质量;只顾局部,不顾全局。要坚持克服不讲成本、不惜代价的盲目性。
推进军事管理革命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要转变“人治”管理模式，实行法制化管理。
由于我军历史上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的环境中，部队深受“人治”的影响，法制观念淡薄，人们习惯于按照个人经验和主观意志实施管理，有的把法规制度放在一边，自定“土政策”、“土章法”，有的习惯于靠召开会议、印发文件、首长讲话指导工作，法规可以不学、不执行，首长讲话必须坚决照办。于是出现了权大于法，官大于法和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及“一个司令一个令”的现象，这种经验性的“人治”管理模式，助长不良风气，致使有的单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
法规制度是治军经验的升华，军事规律的揭示，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严格的规范性、极大的权威性，是军事活动的基本依据，全军官兵的行为准则。新形势下，军队管理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许多问题单靠行政命令或思想教育难以解决，必须实行综合治理，依据法律、法规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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