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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竞争
天津滨海新区要成为北方浦东，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滨海能否成为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开发的龙头，周边城市会认同它吗？
在环渤海经济圈内，谁是经济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环渤海概念提出开始，就一直争议不断，主要围绕京津两地展开。
京津两城市的角色定位，在计划经济年代，并未成为难题。天津开埠以后，从城市功能来说，天津和北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补互惠，相得益彰。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而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接近北京的沿海开放城市，是中国汲取世界近代文明最理想的窗口，也是世界近代文明进入中国最便捷的跳板，所以很快便造就了天津引领中国近代文明的特殊地位。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0世纪初，天津出现了一大批中国之最:第一份电报、第一个邮政局、第一个海关……在那个年代，天津需要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北京需要天津的屏障功能和经济、对外交往的功能，各取所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首都，上了一批后来发展为首钢、燕山石化等特大型国有企业的项目，成了实际上的北方经济中心之一。北京成为中国重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关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北京与天津争项目、夺资金的“竞争”，京津两地的区域经济学家都能说上几段“轶事”。其中以“30万吨乙烯工程”和“京唐港”最为有名。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阎金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世纪90年代前期，当时的国家计委拟在京津地区兴建一个30万吨的乙烯生产基础。面对这个“大项目”，京津两市展开争夺，各不相让。最终国家计委来了个两不得罪，批准两市各建一个15万吨的项目，结果谁也没有效益。”
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京唐港。天津港明清以来，一直是北京对外贸易与交往最便利、最近、成本最低的港口，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试图改变这种局面。
从1989年起，北京市就想在河北唐山建立自己的港口。1993年7月，北京市政府与唐山市政府签订合同，投资数十亿元，共同建设唐山港，港口更名为“京唐港”。这个港口需要人工开挖，和北京市的距离是260多公里，超出京津之间距离的一倍。而当时的天津港，货物吞吐量还远远未达设计容量。一边是吃不饱，一边是投巨资建新港。结果，这个耗费巨资建成的京唐港，到了2002年的货物吞吐量还只有1000多万吨，不但北京的多数企业还是选择走天津港，甚至唐山的钢铁企业也走天津港。
20世纪80年代，天津倡议成立的环渤海地区经济市长联席会，参会的城市已达二三十个，举行了十多次联席会议。在这个联席会议中，有距离几百公里之遥的内蒙古满洲里、呼伦贝尔和山西的太原等城市，却没有距渤海仅100多公里的北京市。
在北京，与环渤海经济圈相对应的概念，则一律被称之为“大首都经济圈”。
在区域协调中，天津也有被诟病的地方。2005年6月29日开始，新华社名牌栏目“新华视点”，就对天津的“进津费”、“护送费”等问题连续滚动报道。所谓的“进津费”，就是从高速公路进入天津，除了正常费用之外，还要交纳进入天津的买路钱;另外，天津市交通局和交警部门，甚至对过道天津进入北京的紧急防汛物资，都有强行收取9000元“护送费”的事例。
谁能成为龙头要看市场的力量
南开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季任钧教授认为，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互补性差，不但没有互补，反而造成内耗。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环渤海区域内，行政干预力量还比较强大，每个省市都有一套相对齐全的工业配套体系，与其说是区域经济，还不如说更像是行政经济、诸侯经济，不像长三角、珠三角那样，都有很明显的经济龙头来带动。”
但季任钧同时也认为，“各自为政的局面正在逐渐改变，现在的环渤海，正在越来越强调合作。”
阎金明也持这种观点，理由很简单，北京的城市定位正在发生变化。
其中两个重要证据是首钢搬迁和2005年1月制订的北京新规划。阎金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首钢的搬迁，说明北京对其自身的定位已逐渐明确。”
2005年1月由国务院原则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北京的城市性质定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经济中心的功能不再被强调。
那么，北京城市规划中不提“经济中心”，是否意味着天津滨海新区，就自动成为环渤海区域的龙头呢？许多专家持不同意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侯永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北京不提及经济中心，是对城市功能的归位，但并不代表北京不重视经济发展，北京这样一个拥有1000多万城市人口的特大城市，不可能人人成为政治家、文学家，经济发展仍然十分重要。它的经济地位，不能低估。另外，环渤海区域拥有港口、经济腹地优势的地方，也不止天津滨海新区一个，大连、青岛同样拥有这些优势，所以最后谁成为环渤海区域真正的龙头，最终还要看市场的力量。”
侯永志认为，京津两大城市之间应该互补，在经济结构上互补，寻找不同的发展方向。
尽管学者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确认，与上海浦东无可争议地成为长三角的龙头相比，滨海新区要想成为环渤海区域发展真正的启动点和龙头，国家的定位还不是全部，在市场竞争中，滨海新区还需要展示更多的魅力。
谁来启动滨海新区
国家希望通过滨海新区的开发，来启动渤海经济圈的发展，但在滨海新区还没成为无可争议的经济发动机之前，谁来启动滨海新区呢？
国家政策支持无疑是选择项之一。
无论是天津市政府还是学界，都希望国家能像开发浦东那样给予滨海新区以支持。
然而，在市场对资源配置中正起主导作用的今天，单纯依靠政策来谋求发展，已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怀疑。有人就提出哪怕天津滨海新区获得了浦东新区的政策，是否就能像浦东新区一样获得高速发展呢？
季任钧认为，政策的效用，已远不及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90年代初浦东那样大。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深圳特区的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只要给一点最基本的政策，圈一块地，就能吸引人才和资金。浦东新区大开发，发生在对改革开放多少有些迷茫的90年代初，政策的效用还是很大。但是，到了21世纪初，随着加入WTO，浦东也好，深圳也好，它享受的政策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了。现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大开发，国家政策的效力，要起到深圳、浦东那样的效果，估计比较难。”
滨海新区管委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邢春生则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国家将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配套政策肯定会有一些。但我个人认为，对天津滨海新区帮助最大的政策，莫过于国家对滨海新区的承认。有了纳入国家战略这样的地位，对于滨海新区的自我宣传、招商引资等各个方面，无疑有莫大帮助。”
但无论如何，政策不可能成为滨海新区开发最根本的动力，几乎已成了众多区域经济学者的共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市场和民间力量。
民间资本会扮演重要角色
季任钧认为，滨海新区开发，把希望只寄托在政策上无疑是不行的，关键还是要靠市场。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环渤海地区相对来说观念要落后一些，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涉过多。有些国有企业也有政府依赖症。市场化就显得更为重要。发展民营经济就是一项很好的选择。”
环渤海区域的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很大。在长三角、珠三角，民营经济已占很大比重。而在环渤海经济圈，民营经济仍处于劣势。天津市的民营经济在环渤海区域算是中上水平，但其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仍低于25%，滨海新区的民营经济成分更是不到10%，相比之下，在经济十分活跃的浙江，民营经济的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二。
环渤海区域之所以民营经济发展不快，学者们普遍归结于“环渤海地区观念落后，在资源配置方面，政府行政干预力量过强，市场化程度不够，条块分割，不利于天生依赖市场经济的民营企业发展。”
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2003年9月，全国工商联和天津市政府共同主办了第一届民营经济发展·天津论坛，中共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和天津市长戴相龙都作了发言。数百名工商界人士和学者达成的普遍共识是:民营经济在环渤海区域崛起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天津充分认识到了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已将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为天津的五大战略之一。天津市的目标是，在5年的时间里，将个私经济占天津GDP的比重，上升到三分之一，区县达到一半。
按照规划，滨海新区希望在2020年达到1万亿元的GDP，天津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5000亿美元，要达到这些目标，无疑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而对于滨海新区和天津市政府，一年数百亿的财政收入，不可能成为投资主力。靠中央财政直接投入资金，可能性也不大。滨海新区建设资金的筹募，迫切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除了金融力量之外，民间资本被寄予厚望。
季任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天津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思路，和过去比确实有不少改变。江浙一带的民间财团，比如温州财团、宁波财团等，都开始大批进入天津，应该说，滨海新区乃至整个环渤海区域的崛起，民间资本会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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