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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受贿案引起很大争议。新浪网做了一个“您如何看待湖南临湘市副市长拿受贿款扶困济贫”的调查，至8月2日下午5时45分，共有36833人参加调查，其中占66.35%的网友认为“收受的财物全部用于公务活动，没有据为己有，不构成受贿罪”，占72.11%的网友认为法庭对余斌的判决“不公平”。
受贿款济贫，这在许多网友看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据报道，余斌从不贪图小便宜，一些朋友、同学、同事送给他的一些烟、酒，他也从不带回家，都放在办公室或食堂，用于接待客人。笔者认为，网友们之所以对余斌表示同情，似乎感动于他身上那股劫富济贫的侠义精神。但法不容情，“所有的事实都能完整地证明余斌构成受贿罪”。
在缺少法制的社会，我们呼唤梁山好汉、罗宾汉这样的绿林好汉，希望他们能痛宰为富不仁者、救人民于水火。但在法治社会，劫富济贫显然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济贫”在这里仍有一个前提：抢来的，或是受贿得到的，是非法的。它的过程已经决定了它的性质，至于它的结果，最终用于何处，可以影响处罚轻重，但不会改变它的性质。对余斌，有人就这样感叹：“他的另类受贿导致了他的另类悲情，尽管出发点是为民的。”
是的，在法治社会里，一切都要以法律为底线。个人的劫富济贫不被法律允许，官员的劫富济贫更会导致法治的混乱，人治的出现。“受贿款济贫”，虽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跟现实中的很多官员相比，余斌虽是个好人、好干部，但为了保证法律的纯洁性，他被判刑却又是必然的。
古人称道的好官员有三大品行，一是正蒙难，即为了正义而忍受屈辱与苦难。二是法授圣，即用好的法制意见帮助国家领导人治理国家。三是化及民，即用先进的思想文化去教育感化民众。这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余斌既然超越了法律的底线，未能做到“化及民”，就应该平静地接受法律的惩处，以“正蒙难”。
其实，余斌的遭遇也给很多官员提了个醒。一些真正为民的官员在办事的过程中，往往仅注重结果，却忽视了过程的合法性。这当然是很危险的。长此以往，余斌遭遇的尴尬难免会再次出现在他们身上。
好官更要守法，更要懂得保护自己。新浪网上就有网友说，“我见过这样的好官：别人要贿赂他，他说好，你把钱献给某个小学修缮教室、买教学用品、给老师发放拖欠的工资等等，给你自己树名。这样的官才是真正的好官、聪明的官”。
但在法治社会里，又是什么让一个真正想为老百姓办事的官员，却又拿不出钱来为民办事，而只能通过劫富济贫来实现？也许，这比余斌判不判刑更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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