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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效力
“保钓”运动渐入低谷后，海外留学生们渐渐意识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才是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根本保障。而许多“保钓”学生纷纷转向于促进两岸统一的运动中去。
新中国成为他们在对台湾当局极度失望后所有理想的寄托之地。这期间，包括杨振宁、何炳棣在内的旅美著名学者的竞相访华，带回来的都是一个崭新的正在崛起中的祖国的形象。
虽然其时的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风波尚未平息，经济建设遭遇重大挫折，但“保钓”学子们还是朝着圣地涌去，形成解放后新中国第一拨留美台湾学生回国潮。
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盛中是“保钓”运动后最早回到祖国的留学生之一。他个人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71年9月21日，因为参与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游行示威，并被安排高举招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最后感叹号正好在他手中。等及第二天新闻报道出来，林盛中惊讶地发现，自己和感叹号的照片成为众多媒体的压题照片。没过几天，他台湾的父亲写信来，几乎老泪纵横地劝自己的儿子，不要再参加这样的活动了。
1972年，林盛中率先回到祖国。最初生活的艰辛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他回国时穿了一双皮鞋回来，到1976年结婚时再穿，四年里，一直没有鞋油可擦。作为留学生，当时唯一的照顾是每月的32斤半口粮可以不用粗细搭配，以至于孩子出生时，妻子连一只滋养身体的母鸡都吃不到。最难以接受的是，专业的特长无从发挥，林盛中说，当时国内提及地质就是挖矿之义，所里的高温高压设备没有，实验无法进行，他只能帮着编撰矿物大词典，重复简单的文献工作。
而1979年回国的中科院核能研究所研究员杨思泽教授则说，生活上的艰辛还可以忍受，最大的痛苦来自于对于国内当时学术环境的不熟悉，学派的团体利益常常令其无所适从。
“七十年代，回国服务的留学生还是比较少，十个人左右吧，主要是因为祖国还未完全敞开怀抱，提倡寓才于外。”林盛中说。
1978年，林盛中等到了又一个同路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廖秋忠回国，成为中国社科院第一个语言学博士，廖博士为此不惜与国外的妻子离婚，只身带着年幼孩子。孩子在美国喝惯了果汁，而当时国内物资贫乏，只能喝白开水。
回国的二十余年也是与台湾父母两岸隔绝的二十余年，其间父母备受当时台湾当局打压，一直到廖秋忠去世，也未能见上父母最后一面。
1978年后，廖秋忠与吕叔湘先生一起培养“文革”后招收的研究生，在中国开创了篇章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研究。为了节省时间从事专业研究，他甚至连理发等待的时间都不愿意花，一直由妻子给他理发。
他是美国语言学会会员，但是他从不往美国语言学杂志投稿，他想的只是怎样做使中国的语言学赶上世界语言学的步伐最有效。因为无所依傍，正研究员的职称资格一再延后，甚至他的学生都早于他拿到。
一直到逝世，家里连个电话都没装上。他说：“为了电话汽车，我就不回国了，在美国这些我都有。”
1980年始，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祖国对于海外学子的呼唤日益炽热。当年，与李椿萱一起先后回国的有100多人，苏纪兰也在其列。他们与张信刚同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或读书，均学的是流体力学专业，在“保钓”运动之后，都将人生的规划寄托在回国报效的身上。
如今，李椿萱，将流体力学用于航天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苏纪兰，将其用于海洋研究，也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而张信刚，则将专业用于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成为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
回馈母邦的路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72年张信刚随“保钓”访问团回祖国大陆访问，在逗留中国期间，他已经在为回国做准备，但遗憾的是国内还没开展类似研究。
无奈之下，转赴加拿大工作，但报效祖国的理想一直没有熄灭。文革结束后，1978年，张信刚又举家回祖国考察，在北京、西安、上海、成都等地打听后，被告知，所学专业依然在国内没有。
一腔热情在持续了燃烧了六年之后，张校长终于决定放弃。时光荏苒20年后，当他以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身份重回祖国时，始得一圆梦想，而此时已是两鬓染白。
专业的特长无处发挥，归国的“保钓”学生只能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两岸关系的沟通交流上尽一份微薄之力，“也算是实现另一种人生价值。”
“1972年，我和两位旅美同胞，向周总理建言，希望在全国人大设立台湾省观察团，听取他们的意见，当时还不敢提代表团。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重视，1973年中共十大上，第一次有中共台湾省代表团，并且中央委员中居然有了两个台湾籍人士，1975年，人大终于设立台湾代表团，第一批13人沿用至今。”林盛中一度是全国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团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杨思泽是全国政协委员。
务实报国的实践
那些留在国外的“保钓”精英们如今安在？
除去早期回国的少数留学生外，大部分“保钓”精英最终还是留在了美国，这中间又有一部分应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契机，入联合国工作，放弃学业而从事繁冗的翻译工作。更多的人则重回书斋，利用国外先进的科研条件和环境，矢志专业，终有所成。
丘成桐说，“七十年代，我回国访问，亲眼目睹新中国的变化，让我深切地知道中国的需要，我朋友回国再出国的遭遇也提醒我，当时什么样的途径是报国的最好方式。”
他继续留在美国深造，“保钓”运动结束11年后，他摘取了世界数学界最高奖项——菲尔兹奖，28岁时，已成为世界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并且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终身教授。
这十年丘成桐频繁来往与美国与中国之间，为祖国的数学事业发展尽心尽力，发起成立了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虽然“保钓”岁月已经不再提起，但他对本报记者坦陈，“那场运动影响了我，确立了实务报国的想法。”
1971年，杨振宁访问大陆成功后，又多次回国进行学术访问，每次回来他几乎都要到清华园去看看，因为他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1977年，杨振宁与何炳棣一起发起成立了“全美华人协会”，在团结在美华侨爱国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1月中美建交，全美华人协会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欢宴邓小平先生，是为协会成绩的顶峰。
2001年，杨振宁和夫人约定回国定居。但是由于夫人的身体不好，归期被一再推迟。一直到2003年夫人离开了人世，在国外生活了59年的杨振宁才得以真正叶落归根。
吴家玮教授亦如是，1983年他成为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校长，期间推动了中国最早一批学者赴美访问研究的项目，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又义务做中国代表团的随行顾问，帮着处理对外事务。1980年代末香港科技大学初创，他抱着报国的热情毫不犹豫地回到香港，并延聘了大批“保钓”健将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香港科技大学复活了他们的报国热情和赤子之心。”
显然，对于吴家玮及其同事们来说，当年在“保钓”运动中焕发的民族认同热情，已经成为后来他们将一起开创一所大学的巨大动力。
1973年，沈君山辞去在美国普渡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到台湾担任新竹“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人生的路向就此改变。
假如没有1970年代初期的“保钓”运动”，没有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一些思想变换，沈君山这位四十出头，在美国无论是家庭、事业都已经安营扎寨的天体物理学家，或许不会离开已经生活了16年的美国。
从美国“连根拔起”，对沈君山的改变如此之大，只身返台后，他的妻女都留在美国，不几年妻子则改嫁他人。1989年他才再次结婚、重组家庭。
“我是在钓运的后期才正式参与的。那时候，杨振宁、王浩、何柄棣等人，都是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人，在美国大多已经功成名就，杨先生更是诺奖得主。他们在情感上倾向认同中国(大陆)，杨先生生在大陆，很有爱国感情，乡土感情很重，这也是他当时‘中国最好’心理优先的原因。”
沈先生坦陈，“在‘保钓’中，我并不是一个核心，而只是一个参与者，但是却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被遗忘的奉献者
“钓运真正深刻的影响发生在参加运动的每一个人身上。”昔日的“保钓”健将夏沛然如是总结。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博士毕业的他，1972年放弃所学，加入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工作，视为“报国之途”，直至年老退休。
高原，1971年初“跳入”运动，而后几经折腾，至1990年10月学业方告一段落。其间孩子上大学一文莫助，妻子于1981年患脑膜炎症几乎失去生命。他长期以送报、作清洁工等勉强度日，口袋里稍有几两银，又得应付“革命”急需，然而却不曾为此有过一点后悔，数十年后，他在纪念文章中依然写道，“每西望故园神州，感情常不能自已！”
当时的全美“保钓”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因为参与“保钓”运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的工作被取消，其间疏忽家庭事务，幼子病重，无人照顾，最终夭折，这成为他一生难以言说的痛事。34年后，从联合国工作岗位上退职的李我焱，已经72岁了，定居于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在家中照顾老年痴呆的妻子，而当年的失子之痛，无疑是他对太太一生的愧疚。
“这场运动，像一阵狂潮把我整个卷进去了，幸好联合国环境保护总署成立，给了我一个机遇，还算未曾虚度此生。 ”1972年，中国进入联合国，李我焱响应祖国号召，放弃了核物理的博士专业，进入联合国工作。
当时和李我焱也作出相同选择的还有八十多人，大多放弃学业从事繁冗的翻译工作。1970年代末，联合国环境总署成立，李我焱申请调入，远赴非洲肯尼亚，一直工作19年，一度作到助理署长的位置。
现任德州第一银行执行副总裁的刘虚心女士，因为参与“保钓”，被台湾当局列为赤色分子，无法回台，单亲家庭里相依为命的父女生生被隔绝了十余年，1980年初父亲去世时，刘虚心亦未能披麻戴孝，亲自送终。
她和丈夫陈赞煌相识于“保钓”运动，因为共同的理想而结为伴侣，三十年了，激情依旧，“保钓”几乎成了夫妻二人各自事业之外的第二份事业，散尽钱财，耗尽心力。
而因为参与“保钓”运动，58岁的林孝信在三十五年前被迫放弃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候选人资格，从自然科学转入社会科学领域。
因为拒绝了台湾当局要求其为“保钓”减温的要求，林孝信的护照被台湾当局没收，失去身份，在美国非法居留近三十年。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他不能打工，一打工就会被强制驱逐，只好到处靠同学朋友接济，在几乎走投无路的境遇下，遁入芝大图书馆，在浩瀚的书海中解答他生命的大惑──政治。
如今，林孝信为“保钓”在台湾和美国之间奔走。他还有一个理想，就是进行社区普及教育，培养真正是市民社会。 1990年代末至今，他一如既往地在台湾的城市角落实践着。
但他的许多朋友至今都在为林孝信惋惜，“因为‘保钓’，中国少了一位原可以十分优秀的物理学家”。
依然要提刘大任，这位矢志文学，一心想着学成回台创办文学刊物的当年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因为参与“保钓” ，回台无望，1972年进入联合国工作，从事繁冗的事务翻译工作，手中的创作之笔停滞了十余年。
1976年，联合国工作调整，刘大任申请调离纽约，奔赴非洲，“只为了净化心情，寻回旧日的文学梦想”。
还有一些留学生，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台湾，隐于渔民桑梓，从事启蒙教育工作，寒暑经年。事隔多年，本报记者已无法一一查寻。
刘佩琼教授坦言“保钓”运动的反思。他说，经历了“保钓”运动的起起伏伏后，我学会了认识事物的复杂性宽容地看待中国的现代化我不再会过喜过悲首先想到的是我能够做些什么﹖没有偏激和不屑扎扎实实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在时代的汹涌的波涛中，钓运不过是短暂的一个小浪尖，那么构成这个浪尖的无数水花和泡沫，他们的奋斗与挣扎、喧闹与争辩、探索与寻求、反省与沉思，无不具体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色彩与特征。”夏沛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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