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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反对的就是公立医疗机构私营化，这样对老百姓来说，是弊大于利。”在基层医疗机构从医38年的郑州市金水区人民医院院长周国平接受《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专访时认为，这样会把医院推上了尴尬的位置。 |
核心提示：8月4日，卫生部官方网站刊发了卫生部党组书记、部长高强针对医疗改革所作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专题报告，引起全国公众的高度关注。报告涉及的问题与中国最基层的医疗卫生发展密切相关，凸显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历程。4日下午，在基层医疗机构从医38年的郑州市金水区人民医院院长周国平接受了《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专访，结合亲身经历，他从一个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角度对医改报告进行了解读。
传染病的控制折射医改现实
在报告中，高强从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基本建立起遍及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重大传染病防治取得了明显进展，妇女儿童卫生保健水平进一步提高5个方面阐述了医改后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高部长的这个总结客观。”周国平认为，高强部长的提法很符合事实。他从1968年开始走上医疗卫生岗位，在郑州市管城区蒲田乡一个村医务所当“赤脚医生”，几十年来一直工作在最基层，对近些年来农村医疗改革的变化感受深刻。
“虽然我没有具体的数字来证明这些变化，但是确实不一样了。”周国平说，一个明显的改变来自传染病的防治。在我国的医疗卫生史上，传染病曾经是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疾病。他在农村当医生的时，主要的任务就是医治各种传染病，比如脑膜炎、肠炎、痢疾、麻疹、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等，虽然现在还有新的传染病出现，例如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乙型肝炎等，但是相对于以前大规模的传染范围来说，这些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已经得到控制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妇女儿童医疗现状的改变。”周国平认为，郑州专门的妇女儿童医疗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完善的科室设立与研究大大降低了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而郑州的发展也代表着全国的状况。
看病贵引发的恶性循环
高强在医改报告中认为，当前卫生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在于，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重大疾病预防控制任务艰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不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不适应群众的健康需求。
上述问题在周国平看来更为严重，他对于基层“看病难、看病贵”非常痛恨。“今年春节前，我被抽调去验收乡镇医院的急诊科建设，现在又在验收妇产科建设，对基层医院的现状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在郑州辖区的中牟县、荥阳市等一些乡镇医院检查时，周国平发现了一些令他震惊的情况。“不少医院连一个助理医师都没有，怎么可能拿到资格证？”周国平说，按照规定很多乡镇卫生院都没有接生资格，但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显然不现实，所以目前的状况是，明知道医院没有接生资格，监管机构却又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更多的问题在于，很多公立的乡镇医院如果执行国家的标准收费，难以维持运转，于是不得不把医院转让给私人，这样一来又造成看病成本增加，老百姓看不起病，形成恶性循环。
“要说问题，也不是一点两点，但按照目前情况下去，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周国平说，一方面是乡镇医疗机构艰难维生，一方面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很多医疗机构都在这个两难的选择中举步维艰。
“我最反对公立医疗机构私营化”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这个备受争议的事实显然是目前医疗卫生工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高强在报告中指出，目前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形成了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的状况，造成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
“我最反对的就是公立医疗机构私营化，这对老百姓来说是弊大于利。”周国平说，自1987年提出给医疗机构“断奶”后，以前都是政府财政支持的医疗机构全部被推上市场，自谋出路，这样把医院推上了尴尬的位置。
“政府不再投钱，医院还要吃饭，要买机器，钱从哪里来？”周国平说，现在医院的运行主要靠向患者收费，从机制上出现了市场化的导向，群众医疗交费，不仅要负担医药成本，还要负担医务人员的工资、补贴，一些医院靠贷款、融资购买高级医疗设备、修建病房大楼，相当一部分要靠患者负担的医疗费用来偿还。因此，改革后给老百姓的一个最直接的感受是，看病贵了。
周国平说，2004年以来，卫生部多次组织论证深化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的方案，开展医疗机构经济政策研究，会同有关部门制订降低药品价格、改革药品收入加成机制、降低大型设备诊疗项目价格，降低医用高质耗材价格，提高医疗技术劳务价格的措施，努力降低医疗总体费用。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的束缚，本应属于公益型的行业采用了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肯定会带来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周国平认为，由于物价和卫生管理部门对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的监管不力，造成一些不法药商通过给医生回扣、提成，扩大虚高价格的药品、器材销售，而部分医院为了更多利润，也不惜采用非正规渠道的药品，很多原因造成药价高，最终反映到老百姓身上，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
对于社会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周国平表示一些民营医疗机构因为恶性竞争，以致影响了公立医疗机构的秩序，因此他并不看好民营医疗机构的崛起。
医疗资源不公平损害各方利益
高强在报告中提出的基层卫生人才培养政策也备受关注。报告称，当前急需的是要组织城市医生对口支援农村。卫生部、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实施的“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已经启动，卫生部与各省级政府签定了责任书，支援农村的城市医生也已奔赴受援医院，工作一年，到期轮换，形成制度。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农村提供较好的医疗服务，同时培养农村医务人员，提高医疗水平。
“这一点是最务实的一部分，如果不到农村去看看，就不知道现在农村卫生人才的缺乏程度。”周国平对农村卫生人才的缺乏深有感触，他用这样的一句话进行总结：“可以说，现在农村医疗人才的缺乏比‘文化大革命’时期还严重。”
“以前按照国家的规定，医学院学生毕业后都要先到乡下工作几年，然后再一步一步调回城里。”周国平说，但是现在，大学生毕业后，宁肯待在城市推销药品也不愿到农村工作，导致了农村医疗机构人才奇缺。
“国家应该制定相关的倾斜政策，引导医务工作者到农村去。”周国平说，就像国家引导大学生支援西部大开发一样，给农村医疗机构一些政策支持，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缺医药、看病难的问题。
“改革就是要老百姓能看得起病”
高强部长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指出，发展卫生事业应该坚持以农村为重点，并提出了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总体目标：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适应人民健康需求和承受能力的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高部长的提法得到了周国平的认同，“我们的改革就是要老百姓能看得起病，满足大家的基本需求。”他认为，高强部长对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总体目标定的很准，和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的期望相符合。
“我的一个建议是，在逐步推进改革的同时，把医疗机构拉开档次。”周国平提出了一个酝酿很久的想法，他说，目前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保证和满足广大群众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建立一些高档次的医院，用较好的硬件和软件来提高医疗环境，购买一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建立一批赢利性医院，满足不同需求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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