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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报近日发表汪恒的文章。汪恒记叙了他游览靖国神社的情景和感受，说潜藏在靖国神社宁静背后的是深深的冷漠，一种“政治冷感”底下对是非公理的漠视。正如中国国内很多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所指出的，日本社会当今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普遍地“反华”或“右倾”，而是在政治冷漠中对制衡日益猖獗的右翼分子的放弃。
对于长期关心中日历史纠葛的笔者本人而言，此次有机会访问东京，靖国神社是无可回避的行程之一。近距离接触这个在中日外交中充满象征性的地方，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潜藏在宁静背后的深深冷漠。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市中心，离天皇居住的“皇居”不远。神社内大树参天，相比于车水马龙的东京街头，森森然自成一个天地。神社的布局与遍布尔日本各地的大小神社没有本质的不同，唯独正门高达二十三米的高大“鸟居”是其它神社难以比拟的；遍及各处的明治等天皇“御笔”和皇室的菊花徽记，在显露出靖国神社的特殊地位。
始建于1869年的靖国神社，所祭祀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历次内外战争中死去的军人，也包括在历次侵略战争中死在他国土地上的军人。它曾经是日本凝聚极端民族意识乃至于军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基地，更曾经是日本法律明文规定的“最高神社”。虽然这条法律已随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被扫进了时间的垃圾堆，但后来又经过数次修葺而显得鲜明整齐的神社殿宇足以提示，这并不是一段遥远得可以被遗忘的历史。
记者来日之前曾听过一些不太真实的传言，例如靖国神社不准中国人进入、不准拍照等等，但这是不确的。记者在神社内外苑自由行走、拍照，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只是在拜殿前面试图近距离拍摄内部情况时受到了旁边保安人员的劝阻。
靖国神社内外苑的一派安详景象，与记者想象中的“政治焦点”形象无法对号入座。本已不多的游人中大多数只是在这片绿地中闲庭信步，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外国游客。据记者在拜殿一旁观察，十五分钟内真正的参拜者只有寥寥七人。保安人员介绍说，这样的情况是常年性的，偶尔见到的大群参拜者，多半是某个大家族共同祭祀先人或是某个部队单位的遗族组织举行活动。记者看到的“参拜”仪式也很简单，大抵是击掌、投币、然后低头鞠躬而已。参拜者的表情也并不显得特别严肃，甚至还有人在拜殿前小声说笑。似乎一切都没有破坏宁静安详的气氛。
但是，这种宁静让笔者感出一种深深的冷漠，一种“政治冷感”底下对是非公理的漠视。正如国内很多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所指出的，日本社会当今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普遍地“反华”或“右倾”，而是在政治冷漠中对制衡日益猖獗的右翼分子的放弃。
在离开拜殿沿主干道原路离开靖国神社途中，记者结识了一位二十来岁的日本女性，她来自静冈县，是乘到东京游玩的机会来拜望在太平洋战争中死去的家族先辈的。她说，日本社会普遍存在认为人死了就成为神的观念，而且靖国神社的大多数参拜与纪念活动都是普通人各自祭祀其先人的。不过她也同意，小泉作为首相参拜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情。
在原路返回时，记者走进旁边的游就馆。事实上，这个以荀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命名的战争博物馆才是最让中国人感到愤怒的地方。十一个展示室，炫耀着日本明治之后在他国土地上的“辉煌战绩”，供奉着各式杀人武器，同时以“资源短缺、生存空间险隘”为由为一场场侵略战争辩解开脱，甚至还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照片高悬墙上。时间的流逝、公理的伸张、正义的审判，似乎都与这座建筑物无关。记者没有看到有多少日本人在此瞻仰缅怀，但这个地方的公然存在，在作为侵略战争受害国国民的记者看来，本身就是历史的怪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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