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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意味着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变暖的共同努力迈出了重要一步。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没有减排义务，赢得了一定的时间。但是，减排作为节约型经济和可持续增长方式的结果，从理性目标的角度看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全世界范围内减缓和应对全球变暖的长期共同努力，与中国政府“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更直接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这个理性目标，与现实的激励机制是不相容的，一系列两难抉择制约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无论从未来的承诺期面临的减排和限排压力看，还是从中国自身的增长要求看，目前的增长方式和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本文拟揭示中国可持续增长中面临的两难抉择，并探讨相应的对策。
中国经济的强烈增长动机
中国长期高速经济增长的要求，与资源短缺和能源制约之间有深刻的矛盾。在改革开放以来的1／4世纪里，中国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2020年GDP翻两番的目标，要求中国在未来20年内至少保持年均7.2%的增长速度，意味着中国经济连续40多年高速增长。从国际经验看，实现这个奇迹是可能的。此外，一系列特殊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必须实现这样的增长速度。这些因素包括人口转变过程为增长带来的压力，以及特殊的发展时期的增长要求。
从人口转变过程来看，通常，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计量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然而，这一贡献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而逐渐减弱及至消失。为避免“未富先老”造成的增长陷阱，以及预期未来带来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性，趁人口红利尚存，通过扩大就业加快增长的压力是巨大的。
此外，经济发展在一定的阶段上，有着特殊的理由保持高速增长。目前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社会经济矛盾比较突出，社会不稳定的几率提高。特别是，改革时期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都有所扩大，在从机制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之前，一方面，只有靠比较快的增长从而产生做大馅饼的效应，通过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缓解和消化社会冲突；另一方面，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旨在缩小差距的社会再分配政策才有保障。
作为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人在这个发展时期的一种政治智慧，发展是硬道理无疑是不容动摇、不应更改的主题。就连美国政府，在面对温室气体减排新方案时，也以自身的经济增长为优先。例如，布什认为，经济增长是答案，而不是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中国更不应该忘记发展任重道远。
然而，这种发展的要求的确直接与国际公约框架(尽管是未来)的要求或预期不相一致，也不符合中国意欲进行的生产方式转变的目标。在速度压力巨大的条件下，增长必然与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和环境的容忍限度发生矛盾。过度依赖于高投入、高能耗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趋势、引进FDI的高能耗和高污染倾向、生产过程的贫困恶性循环，以及粮食恐惧症，都放大了上述矛盾的表现。
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两难
在目前的增长方式下，高速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风险，导致不可持续性。具体来说，这种增长方式将带来一系列两难抉择。
首先，当前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GDP政绩观以及增值税激励导致重化工业化的强烈动力，与中国面临的能源供给的不可支撑性之间的矛盾。近年来，许多地区，甚至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高速增长的地区，认为本地区已经到了重化工业化的阶段，鼓励重工业优先发展和人为拔高重工业比重。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政绩观，以及由于重工业比重高有利于增加税收的增值税体制，都推动了重工业化动机。最近几年，机械、汽车、钢铁等重化行业已经成为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关于这种重工业化倾向，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要判断中国究竟到没到重工业化阶段。核心是看中国目前的资源禀赋状况，或者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是否到了资本密集化发展的阶段。换句话说，要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潜力是否已经耗竭。从这个方面，我们的判断非常容易得出，即中国仍然处在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而资源绝对稀缺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在这个阶段发展重工业是违背比较优势原则，成本将是高昂的。另一方面，这种重工业化模式没有可持续性。在中国发展资源绝对稀缺的条件下，资源的国际政治学制约着我们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一枝独秀的，必须也应该快于其他国家，更要超过发达国家。这样的发展过分依靠不确定的资源和能源供给，是不可持续的。
依靠重化工业化的经济增长，能耗和原材料消耗都是巨大的。加上中国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转变的因素，中国必然在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消耗大国上愈走愈远。一个资料表明，2001年全国能耗费用支出达1.25万亿元，占GDP的13.5%，而同期美国只占7%。中国11个高能耗产业的33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6%左右，这些高耗能部门与国际水平相比，每年多耗能约2.3亿吨标煤。中国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GDP的3%至7%。此外，中国能源和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受到国际上能源争夺战和价格控制战及其导致的价格上涨趋势的严重制约。
其次，地方政府对FDI嗷嗷待哺的饥渴症鼓励甚至顺应了发达国家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我转移的倾向，增强了增长不可持续性的程度。中国的高速增长及其潜力，吸引了世界FDI的进入和欲意进入。毋庸否认，在看中劳动力丰富和廉价，以及庞大的市场和潜在市场的同时，许多FDI输出国家和地区的意图是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在世界能源供给趋紧、减排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这种倾向将日益强烈。2004年中国接受的FDI超过630亿美元，在整个亚洲的比重已达到65.9%，如果我们不加选择地吸引外资，世界上的污染和能耗产业将以空前的速度向中国转移，造成中国产业结构对可持续性要求的严重背离，积重难返。
第三，解决温饱和收入增长的迫切要求，使得上项目不顾环境污染，劳动行为不计伤害，造成污染事故和人身伤害以及重大事故频仍。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在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的情况下(2004年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两者差距却逐年有所扩大，以农民收入为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004年达到3.2。如果借鉴国外采用的人力资本法(HC)和支付意愿法(WTP)，以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来估算人的生命价值的话，中国人生命价值的主观估价十分低。这一方面导致对污染的危害的低估，另一方面也导致在追求生产扩张和GDP增长的过程中，对安全的忽略，乃至对生命的蔑视。
最后，粮食安全的近期要求导致对比较优势原则的违背和对资源环境约束的突破，并不能与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的长期保障机制相一致。布朗怀疑中国能否养活自己，并预期世界市场粮食不足以满足中国的进口需要。这种观点被技术进步潜力无限的理论所批评，并且为中国过去10年的农业发展证明是错误的。但是，鉴于粮食安全问题的特别重要性，把保障食品安全等同于实行粮食的自给自足，把对粮食生产的周期性忧虑转化为过多的干预和对市场的限制，仍然容易成为决策者思考问题的角度。但是，不必要的高度自给自足，不仅会造成比较优势的损失，还可能由于过度的种植压力，导致农业污染、农田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农业生产能力的不可持续性问题越来越突出，损害长期的农业生产能力。
我们需要的激励机制
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出发，经济继续高速发展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以放慢今天的增长速度换取未来的可持续性。在坚持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高速增长就可以是健康的，发展就是具有可持续性。然而，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上述一系列两难问题，科学发展观就流于空谈，发展就不能持久。实际上，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不是没有解，关键是要通过改变增长方式，使前面的增长理性目标不再与可持续性方面的制约相抵牾。因为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增长方式，既符合科学发展观，也带来更为持久的增长和更快的速度。
《京都议定书》提出和倡导的减排问题不是外交问题，而是中国保持自身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也应该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约束机制。为了把这个国际法范畴的机制变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约束机制，迫切的任务是形成一个激励环境，使新的增长方式为人们所乐于采纳。具体来说，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以下几种激励机制。
首先，建立与政绩评价体系相容的政府行为激励机制。解铃还需系铃人。鉴于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单纯追求GDP总量及其增长的发展观，归根结底来自于与增长可持续性激励不相容的政绩观，因此，新的激励机制仍然需要从政绩考核入手来建立：谁今天保持和增进了发展的可持续性，谁对明天的GDP所做出的贡献就远远大于今天的GDP增长，谁才真正具有可持续性的良好政绩。
其次，建立环境治理中的激励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为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创造了条件。靠市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就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法律和行政手段为辅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机制，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由过去的政府行为，转变成一种在利益机制驱动下的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真正使节约资源和治理污染成为社会公众自觉参与的行动。这一系列经济激励机制包括税收调控、污染治理收费、污染治理企业化、市场化，以及建立环境与资源的价格补偿机制。
第三，建立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激励机制。市场能为资源配置提供有效的手段，同时，由于资源利用中外部效应的存在，政府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政府应该加强资源管理水平，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把经济、社会与环境的需要联系起来，把各级政府、各个部门所关注的主要利益统一起来，提高规划、行政和重大行动的管理水平；改善政府的环境保护协调机制，避免部门主义；完善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环保业绩的制度。强化环境保护工作的首长负责制，逐步推行土地与耕地保护、矿产资源保护等工作的首长负责制，提高各级政府管理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能力。政府应借助市场机制实施资源管理和调控。如实行资源有价开采与使用，并根据资源的稀缺性合理调整资源的价格，调动生产者开发和使用替代资源的积极性；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或资产，投入社会的再生产服务，以获得资产收益。(作者：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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