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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的那场战争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曾经亲历战争的幸存者，承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战争遗留的一系列问题仍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时时牵动中日两国的敏感神经。
慰安妇问题：难以愈合的伤口
侵华日军由于奸淫成性，日军内性病迅速流行，战斗力受到削弱，同时日军暴行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于是，日军高层决定迅速推行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制度———慰安妇制度。
在被称为“色性地狱”的慰安所里，慰安妇们有的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来；有的被虐杀而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的妇女，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剁其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
据统计，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20多个省市设立了1万多个“慰安所”，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逼充当过“慰安妇”，其中大部分被日军凌辱致死。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国家犯罪行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的征服奴役战争中，通常伴随着对妇女的侵害，强奸行为并不少见。不过日本设立的慰安妇制度，却较之以往战争中纵兵强奸的暴行更有过之。把性奴役与刺激侵略战争的士气相结合，日本军国主义在这项恶行上确实发挥到了极致。
慰安妇制度极大地侵害了被强暴妇女的人格、人性和民族自尊心，使她们蒙受了巨大的肉体和心灵痛楚。1995年，中国的受害妇女第一次状告日本政府。来自山西省盂县的侯巧莲、李秀梅等人要求日本政府对侵华日军的性暴力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到200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才作出判决，确认侵华日军对中国妇女实施了性暴力，但没有判决日本政府承担任何责任。
日本政府不但不正视过去犯下的战争罪行，不对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慰安妇幸存者公开道歉、谢罪并予以赔偿，反而以耻为荣，散布谬论。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前不久在演讲时引用一日本女留学生的话，称亚洲受害妇女“应为充当慰安妇感到自豪”。如此谬论，让世人震惊，让道义蒙羞。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徐焰教授指出，近年来日本上层尽量抹杀过去的战争罪行，对慰安妇事件竭力缩小影响，拒不承认政府犯罪行为并进行赔偿，只想以民间募集资金救济的方式打发当事者。在此形势下，人们继续追究慰安妇事件，正是为了以史为鉴，以惨痛的教训告诫世界，防止日本再走军国主义老路。
劳工问题：漫漫求偿路
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间，日本法西斯为疯狂扩大军备生产、修筑军事工程，利用骗招、抓捕等手段强征上千万中国劳工在各地从事繁重的劳动，其中数百万劳工死亡、伤残。
战争后期，日本国内劳动力缺乏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日军的强盗逻辑一如既往：不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奉行一个字———抢。中国劳工被大规模强征到日本做苦役。这些人被迫在日本35家公司的135处矿山、港湾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不仅从没有获得分文报酬，还遭受各种非人待遇。
专家研究表明：全面侵华期间，日本强征、奴役中国劳工总数约1500余万人，其中被掠至日本的劳工据目前确认的数目仅华北地区就近4万人。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监工的残暴虐杀，三重折磨下的中国劳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抗战胜利后，在日本的中国劳工陆续回国，但他们中有6000多人客死他乡。
2001年12月，青岛市档案馆的档案人员发现了一份“劳工名单”，名单上记录着100个当年被抓到日本的劳工。艰难的寻找和求证发现，名单上的100人只有3名幸存者，阎明是其中的一位。82岁的阎明回忆了那段非人的生活：“我们没有名字，只有鬼子为我们编的号。我们在煤矿干的是重体力活，稍微慢了就会被皮鞭抽得皮开肉绽。我亲眼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工友被鬼子用钢钎活活插死。死人的事每天都有，饿死的，被打死的，病死的，那些还有一口气的工友也被拖出去活埋了。死的人太多了，来不及送出去，鬼子就在煤矿边上挖了许多坑埋尸体。一年后离开的时候，那里已经成了一大片坟墓。”
1995年6月，耿谆等10人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鹿岛公司，揭开了中国劳工及其他受害者在日本寻求损害赔偿的序幕。对此，日本方面采取各种手段，或以“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为借口延宕诉讼审理，或者以日本民法中20年限制作为“时效壁垒”，甚至援引过时法律中的“国家无答责”来搪塞、质疑“个人请求权”等对策，试图以本国法律来推卸责任。在中国劳工迄今提起的13起诉讼中，作为被告的日本国家和企业大多使用这些“理由”来搪塞，以求推脱、逃避罪责。
谁制造了灾难，谁就必须承担责任，此乃国际社会中天经地义的准则。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指出，日本国负有设立对受害者进行合理救济的机构或进行立法的义务。
化学武器问题：难以抹去的阴霾
齐齐哈尔市2004年的“5·24”毒气弹事件以及2003年的“8·4”芥子气毒剂伤人等事件发生后，侵华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再次引起国内外关注。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法西斯大量使用生化武器，进行细菌战与化学战。日军将大批中国人用作细菌和毒气的实验品；对无辜中国平民施放毒气；在河流、湖泊、水井中投毒，以毁灭中国人民的生存条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因遭受日军细菌战和细菌实验而死亡的人数在10万以上。
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军队把大量的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的土地上。据统计，已知日本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约有200万枚，分布在当时被日军占领过的安徽、河北、黑龙江、江苏、吉林、辽宁、山西、浙江和内蒙古等十几个省区。目前已被挖出并处理过的只有3.7万件，尚有部分因被日军秘密埋藏或丢弃而不被掌握。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这些化学武器已经严重腐蚀，无辜市民在不经意间接触毒气弹而受伤害的恶性事件近年来接连发生。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化武办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根据1997年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1999年中日两国《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日本政府对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武负全部责任，并为销毁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中国政府对此提供适当协助。目前中日双方正围绕建设销毁设施相关准备工作进行磋商，尚未完全达成一致。”
有关专家认为，尽管日本政府这些年围绕处理遗留化武做了一些工作，但处理工作至今仍进展缓慢，原定2007年4月处理完毕的目标已很难实现。
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历史不容歪曲
日本首相等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原因。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研究员江新凤指出，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实质就是美化侵略历史，推卸战争责任，这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而小泉首相执意参拜供奉有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更是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民的心。
在二战中，最终使日本受到原子弹轰炸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发动了欲称霸亚洲、主宰世界的侵略战争。日本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完全割裂了这种因果关系，往往更多地强调受害者的形象，尽可能抹杀加害者的形象，他们很少站在中国等亚洲国家这些真正受害者的立场上正确思考历史问题。小泉首相一再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屡次通过日本右翼编撰的新历史教科书，正是错误的历史观在作怪。
小泉纯一郎认为，“我参拜靖国神社与日中关系无关”。其实，这种论点是十分错误的。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与中日关系不是无关，而是关系重大。不论是与日本领导人会晤，还是回答媒体提问，中国领导人近年来都多次强调，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关键。中日两国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日本的有些领导人多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亚洲人民的感情。
发展中日关系，不能也无法回避历史问题。当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症结。日方必须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时间拖得越长，对两国关系伤害就越大，也就越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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