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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中，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真的，对这种在城市定位上不切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标准的趋向，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日前给予了明确批评。
在2005年7月21日召开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座谈会上，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批评有的城市在城市定位上不切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标准。他表示，全国竟有183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务区，这实际上是透支和浪费日渐缺乏的发展资源。
百余国际大都市如何获批
据相关统计，1995年全国大约有50多座城市打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等诸如此类的旗号；到1996年，全国已经有75个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而到2004年，则更是高达183个城市。其中，除特大城市上海、北京外，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次一级规模的城市有深圳、厦门、大连、珠海、苏州、无锡、青岛、烟台、威海、连云港、南通、汕头、九江等。许多可以搭上一点海外关系的城市，不管是因为历史上曾经作为殖民地建立的对外联系，还是自恃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丰厚，或者只是因为搭上了一条通往欧洲的铁路线，纷纷把“国际化大都市”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当然，更有众多的中小城市一哄而上，给自己贴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标签，如三亚、惠州、丹东、珲春、黑河、满洲里等。
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大体说来有三类：一类是政府提出的，一类是当地媒体炒作的，还有一类是企业为提高自己的身价而提出的。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国城市对“国际化城市”、“国际性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等此类名称最向往、最引以为荣的时期，也是提得最为混乱的时期。
这些城市的规划当初是如何获批的呢？“之所以涌现出这么多‘国际化大都市’，某种程度上讲与地方省级政府的审批不严有关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介绍，省会以上的城市以及人口在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申报城市规划时，由国务院审批，这种审批往往比较严格。而部分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批的中小城市规划则显得不严谨。
一些地方领导人乐此不疲
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已成为一些地方领导人获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安徽阜阳就是一个标本。20世纪90年代初，原阜阳地委书记王怀忠提出了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耗资3.2亿元建一个国际大机场，目的在于提升阜阳的“国际形象”。
他向安徽省民航局提出，保证上座率在60%以上，如果客源不足由阜阳地方财政补贴。政府官员、教师、农民每人均被摊派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但机场勉强运营一年后，就被迫关闭，现在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而地方财政欠了许多债。
与大机场相媲美的是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的计划，里面养千只老虎、万头巨鳄。王怀忠在没有规划设计甚至没有一个成熟思路的情况下，圈地数百亩，发动数万干部、教师、学生去做开挖“龙潭虎穴”的义务劳动，毁了不少良田，工程历时3年，耗资千万，最终半途而废。
但王怀忠本人却升为安徽省副省长。形象政绩工程、好大喜功的结果往往使一些地方领导人官运亨通。王怀忠后来入狱已是后话。
有报道指出，所谓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其实是内地官场腐败的幌子。一些官员为了追求升迁，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令地方财政债台高筑也在所不惜。一些官员更乘机中饱私囊，造成偷工减料，“形象工程”变“豆腐渣工程”。
据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各地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拖欠的工程款就高达700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
建设宜居城市才是目标
我们真的需要183个国际化大都市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第一次提出了要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他指出，要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端正城市规划指导思想，切实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做好新形势下城市规划修编工作，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据了解，新修订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将实现四大转变：一是实现组织方式由单一政府部门组织编制转变为按照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依法办事的原则组织。二是重点内容从突出增长速度向控制合理环境容量、确定科学建设标准转变，从侧重确定开发建设项目向对各类资源实施有效保护和空间管制转变。三是范围从城市规划区转向更加突出强调区域统筹和全市域城乡统筹转变。四是实现城市规划技术属性向公共政策属性转变。
据介绍，截至2005年7月6日，国务院审批总体规划的86个城市中，有53个城市正在进行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邹德慈院士认为，建设“宜居城市”，这才是中国大多数城市实实在在的目标，才是大多数城市领导人应做的切切实实的工作。
一项调查显示，分别有47.9%、46.1%和43.9%的受访者认为，“交通方便快捷”、“城市干净整洁无污染”和“空气质量好”是成为“宜居城市”的必要条件，明显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安状况”、“社会保障水平”等其他因素。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参考数据。
“产出性和宜居性是建设宜居城市的两个重要特征。”邹德慈院士说，既要有经济实力又要适合生活，这才是城市发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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