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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我们在山西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冬，决死三纵队一部在山西运城举行集会，支援当地牺盟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照片选自《薄一波》画册）
问：阎锡山这个人封建性很强，又善于权术和心计，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太不容易了。您到山西以后，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答：我是在少奇同志的坚决支持下来到山西的。临走时，经北方局同意，我从一同出狱的草岚子监狱的战友中挑选了杨献珍、董天知、韩钧三人，加上周仲英，共同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由我任书记。后来又增加11人，多数为草岚子监狱时的战友。
由被阎锡山通缉的对象，一下子成了阎锡山请来的客人，如何开展工作，也是颇费琢磨。不过，这样几条我是很明确的：一、大敌当前，就是要以民族利益为重，搞统一战线。我们在草岚子监狱中就读到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深知只有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二、我有大革命失败后从事白区工作的经验，知道光做下层工作不够，要善于做上层工作。三、我参加了大革命，对陈独秀放弃领导权的惨痛教训也深有体会。这是我全部工作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有了这几条，如何工作心里就有数了。我感到：首先要站稳脚跟，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利用“官办团体”的帽子，公开地做群众工作，偷偷摸摸不行。这样才能造成声势，更好地发动群众，也才能更好地把阎锡山团结在抗日的阵营之中。我们把这样一个思路归结为三句话的工作方针：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党的抗日救亡工作。这条方针得到了北方局的认可。
有了明确的方针，工作就好开展了。我们首先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接办牺盟会，把牺盟会办成我们党实际领导下的群众性抗日团体；二是创办一支完全有别于阎锡山旧军队的山西新军。
先说第一件大事。牺盟会原来是阎锡山的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一些进步青年杜任之、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倡议创立的。但一成立，就被阎束之高阁。到山西后，我们看到这个组织完全可以为抗日所用，就向阎提出：这个组织不改组就无法进行抗日救亡工作。阎表示同意。于是，我们首先成立了牺盟会新的领导班子，成员有薄一波、董天知、韩钧，加上原来的几位进步青年，会长还是阎锡山，戴的仍旧是“官办团体”的帽子。同时，由杨献珍同志执笔，修改了一些原来牺盟会纲领中阎锡山不愿接受的条文。例如：我们党的口号是“抗日救亡”，阎提“抗敌救亡”；我们提“收复失地”，他则提“守土抗战”，以表示他的独立性。好，我们就采用他的这些口号，说“山西话”，实际上讲的内容还是我们党的主张。
有了这样一个“官办”色彩的组织，我们工作起来很顺手。首先是招募1000名进步青年学生和爱国青年，以“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名义派往乡下，名义上是协助村长办理村政，实际上是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村政协助员”下乡的时候，正值绥远抗战和西安事变，经过这些爱国青年的奔走宣传，山西抗日救亡的民气一下子就起来了。一年多后，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工作开始了，真如黄河决口，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几千年来被压抑着的民气觉醒起来了。老百姓过去曾经是除纳粮以外，什么都不过问也不晓得过问，现在改变了，他们要……‘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宣言拥护‘西安事变中的抗战主张与统一战线’。”村政协助员又采取十人团的方式，很快发展牺盟会员30万人。这种情况，真有点当年湖南农村大革命的味道。
接着，我们从新发展的会员中挑选两万名优秀青年，作为“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学员，组成10个团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当时，阎锡山提出训练30万国民兵，我们接过了这个口号。
三是兴办军政训练班与民训干部团。那时，全国的青年正处在一种苦闷之中，爱国运动还没有完全的自由。太原这两个团一号召，全国的进步青年如潮水一般涌到太原。两个团合计4500多人，包含22个省区的学生。为了加强领导，我们把中共山西工委的杨献珍、韩钧、刘亚雄、王鹤峰、谷景生、周仲英等同志都派到连队去当指导员。著名抗日女英雄李林就是军政训练班中女兵连的。训练班的学员既学习抗日的政治理论，又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从而为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大批干部，也为后来我们建立山西新军创造了条件。所以，当时有人曾将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比作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
问：如果说牺盟会以“官办团体”的面目出现，救亡工作开展得还比较顺利的话，那么，在阎锡山这个“土皇帝”的眼皮底下，创建一支由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恐怕要困难得多了。这个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答：组建新军是“七七事变”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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