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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岁的邓国安给孙子讲当年打鬼子的故事
90岁的王福林依然精神矍铄
82岁的王凤福几辈人都生活在道古峪
邓国安仍然每天干农活
政府发的小红本是王凤福心里的安慰
王福林和儿女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他们都是一辈子住在蓟县深山里的普通老人。这三位老人的年纪一个比一个大：邓国安大爷最“年轻”，他今年81岁，王凤福大爷82岁，而王福林大爷已经90岁了。三位老人的身体一个比一个好：见到90岁的王福林大爷的那天正下着小雨，他戴着一顶旧得发黄的草帽，披着一块塑料布从小雨中匆匆走来；82岁的王凤福大爷不久前还给村里看山；81岁的邓国安大爷负责经营家中果木树。三位老人讲起60年前往事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记忆更清楚：那时，他们的家乡蓟县下营镇道古峪村是日本鬼子制造的“无人区”，他们的家多次被烧毁，他们的亲人被鬼子杀害、抓走，杳无音讯，他们都为了家乡的安宁帮八路军办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由于地处战略要地，蓟县成为抗日战争的前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蓟县开始了抗日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7月14日，邦均打响了冀东西部武装暴动的第一枪，从此，抗日斗争在蓟县山区此起彼伏。
1938年10月至1939年6月，敌人以优势兵力对蓟县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制造“无人区”。
1940年元旦，李子光、王少奇等党的干部从平谷返回盘山与包森支队汇合，着手开创盘山抗日根据地，并于1940年4月15日成立了冀东西部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蓟平密联合县。1940年5月，敌人的进攻更加疯狂了。他们调集大批的日伪军对蓟县的各个根据地进行扫荡。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上级决定组建八路军十三团领导抗日斗争。同时，抽调干部、战士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到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下营镇道古峪村就是梨木台地区抗日根据地八大村庄之一。
敌人为了彻底摧毁我根据地，切断部队和干部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1942年开始，把西起盘山，东至孙各庄，北起长城，南至花楼的地段统统划为“无人区”，总面积达到650平方公里，使近200个村庄都在“无人区”的范围内。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日寇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把群众赶走，放火烧光他们的房子，妄图断绝八路军和群众的联系。当时，蓟县被烧光房屋的村庄有157个，就连盘山上历代修建的72座寺庙也被烧毁，使风景秀丽的盘山成为一片焦土。
道古峪村所在的梨木台抗日根据地，日本鬼子曾经大烧18次，小烧30多次，烧完以后还要组织人力到山上刨倒没有烧毁的石头墙。
二叔到今天也没有回来
我是在邓国安老人的炕头上听他讲这件事的。老人不住地往小烟袋锅里加烟叶末子。有时，他的手在颤抖。
那年，邓国安17岁。家中生活非常困难，困难到打一瓶酱油要吃一年，有盐就是好日子。从老太爷时就省吃俭用盖起的石头茅草房还被日本鬼子一把火烧光了，村里人都上山住进了山洞，年轻力壮的人有的参加了八路，有的给共产党干事，走不动的老奶奶留在了家里。二叔名叫邓贵，化名邓军路，是道古峪村最早参加八路军的年轻人之一。
1942年，当上了八路军基干队队长的二叔在庄东头与日本鬼子打仗的时候右腿受了伤。从马伸桥请来的一个“先生”用小公鸡做汤又下了药给二叔对骨缝。五月初四那天，鬼子上了山。鬼子抓走了正在南山上养伤的二叔，还把草房点了一把火。猫在附近树丛里的邓国安亲眼看见二叔在熊熊的火光中被日本人带走了，用驴驮着往下营的方向而去。从此，二叔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听说鬼子把二叔和其他人送到了承德，可是再也没有了二叔的消息。
直到解放后，他们全家还是期望二叔能死里逃生回到家乡，甚至没有给二叔申报烈士。爷爷奶奶临死的时候还念着二叔的名字，就是闭不上眼睛！
那天鬼子抓走了43个人，大哥死在了锦州
“哪一年我不记得了，但是那个日子我忘不了！”王凤福老人讲起了60多年前正月二十四大哥被抓走的事。
当时，道古峪一带划为八区，八区有个化名国建的“助理”在爨岭庙的西沟被鬼子抓住，从他的身上搜出了八区干部、军属、抗属(烈士家属)的名单。疯狂的鬼子当即来到道古峪村抓人。
那是一个大雪封山的日子。房子早就让鬼子烧了，住在山洞里的人们冻得要死，就是那天的白天下山找吃的，哪知道村子已经被鬼子包围了！王凤福只有哥俩，比他大11岁的大哥王凤祥正是鬼子按照黑名单追捕的村干部之一，当时就被五花大绑地抓走了。那天，真叫白色恐怖！鬼子从太平庄以西的山沟里共抓走了43口人。村里60多岁的三大爷名叫王永志，却被鬼子按照名单里“王志”的名字抓走了！
后来听说，这些人有的进了监狱，有的送去当了劳工。王永志三大爷绝食死在了监狱。1943年的秋天，王凤福家收到一张硬纸片(可能是明信片)，说他大哥在东北锦州的监狱里，让他家卖房子卖地去赎。他爹蹲在地上琢磨了好几天也不敢去找大哥，谁知这张纸片是不是日本人的圈套？过了三个月，硬纸片又来了，爹找识字的人一念，说大哥已经死在了锦州！他娘当时就倒在了大街上哇哇地大嚎(蓟县土语：大哭)……
说到这里，82岁的王凤福老泪纵横。
那天夜里县长把他的手枪借给了我
今年90岁的王福林是道古峪村的长寿老人之一。他1938年入党，是村里地下党员。他至今还记得给贺年县长当通讯员时的事。
1942年5月，日本鬼子曾经集中兵力对蓟县山区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拉网式扫荡，妄图将抗日根据地一网打尽。当时，在下营地区，敌人把散居在山沟里的群众都集中到山下，加以控制和监视。与此同时，狡猾的敌人还轮流出击、沿村搜索，实行“村村联防”、“户户联保连坐”，只要有一户接待抗日人员、与部队有联系、为八路军办事，就要株连各户，都拉出去杀头。
白色恐怖笼罩在山谷，不时传出敌人的枪声。但是，敌人血腥的镇压没有吓倒道古峪的村民，他们仍然在地下为共产党、为八路军工作。这一年，蓟遵兴联合县县长贺年同志来到了道古峪村，把南山的“烟洞峪”作为办公地点，领导当地的抗日斗争。村民何贵、杨志俭、张老四、张老五等人主动担当起贺年县长和抗日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照顾同志们的衣食住行和生活起居。
贫农何贵对日本鬼子十分憎恨。由于他家给村里的财主看山，因此在山上盖了几间草房。见贺年县长到了道古峪村，何贵就主动地将山上草房西侧的两间腾出来，当了县长的办公室。许多重要的会议就是在何贵家的草房里召开的。何贵还多次机智地掩护部队，精心地照顾八路军的伤员，冒着生命危险保存抗日物资，给八路军送水送饭。
当时的王福林还是个鬼头(蓟县土语：机灵)的小伙子，有时给八路军送信，有时给县长送信，有时给村干部送信。那时，由于到处是鬼子的岗哨，送信人全靠两条腿跑道，不仅辛苦而且非常危险。从马伸桥到下营镇，道古峪是个“中转站”，两边的信都要及时送到。而往哪边去都得爬山越岭走20多里的山路。为了避免撞见日本鬼子，经常是在夜里送信。
要送的信有的插着鸡毛，有的插着火柴，都是“万分紧急”。在大道上走，碰见了特务就玩命地往山里跑，因为特务有手枪。有一次，贺年县长派王福林护送一位从盘山下来的干部到丈烟台。当时正是深夜而且下着大雪，走路都带着响，太危险了！贺年县长把他的手枪递给了王福林“壮胆”。王福林接过手枪别在腰上，还真的感到有了底气。天亮了，王福林顺利完成了任务，把手枪还给了县长。
说起自己与县长手枪的“一夜之缘”，90岁的王福林脸上露出了孩子一样的笑容。
在老虎洞藏军用物资
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春寒料峭，夜色漆黑。王凤福刚刚撂下饭碗，就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来人是蓟遵兴联合县县委警卫班的几名战士，每个人都背着军用物资，还交给他一封县长占中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因为斗争形势紧张，县政府马上要转移。请他把不能带走的5箱手榴弹、3杆大枪、10枚地雷和一把手枪隐藏起来。
王凤福深知身上责任的重大。立即连夜找来了同村的地下党员王支朴、王荣浩共同商量。
他们从小在道古峪长大，深知南山连绵十几里，山深林密，而且有很多的山洞。但是想来想去，似乎哪个山洞也不是很安全。最后，大家决定，将这些军用物资藏到龙泉山的“老虎洞”里，那里山高路险，相对比较安全。
夜黑风高，没有月亮。3个人将军用物资绑在身上，带着绳子向龙泉山的老虎洞攀登。沿着崎岖的山路，绕过陡峭的山梁，将近黎明十分，他们终于爬上了龙泉山的老虎洞前。
老虎洞可真是险！能落脚的地方只有一个30多厘米宽的坝坎，下边就是一眼看不到底的深渊。往上看，老虎洞坐落在两丈多高的悬崖上，要想攀上山洞只有几道手掌宽的石缝！
太危险了！他们不但要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爬上山洞，而且还要将那么多的军用物资运上去！王凤福把身上的棉袄棉裤脱了下来，在腰上系了一根粗麻绳，像一只大蜘蛛一样，手脚并用地向上攀登。有几次，他手抠不住石缝就要摔下来，把两个同伴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是，他都想方设法渡过了难关。经过整整半个多小时的攀登，王凤福终于爬上了老虎洞。他解下腰间的绳索，抛给两个同伴，在他们的帮助下，将军用物资一件件地拽到了洞里。
太阳出来了，王凤福要从老虎洞所在的峭壁上下来可就困难了。他将那根粗绳系了一个活结，套在洞里一个大石头的尖上，拽着绳子一点点地滑到了坝坎。下来后，又猛地抖落了绳子，不留下一点点痕迹。
数月后，王凤福将这些宝贵的军用物资“完璧归赵”。
无人区的日子过了4年
邓国安老人回忆起“无人区”的日子，深深地低下了头。
“无人区”的日子整整过了4年。那就不是人过的日子！有钱的财主到马伸桥的买卖店铺里避难去了，穷人都住进了山洞。山上没有能喝的水，只好派两个人下山挑水。4个美国汽油桶装上水上了山，哪能够喝的？只能给妇女、小孩、病号喝几口。虽然地里种下了庄稼，可不能下山管理，草长得比苗还高！就靠天上下雨长成的玉米棒子，成了人们的救命粮。
为了对付日本鬼子，道古峪的村民们在南山顶上放了岗，往东瞅到丈烟台，往西瞅带龙泉山，跟鬼子打“时间差”。南山下有一个小井，常年有水，成了村里人救命的地方。鬼子走了，大家就下山聚在小井的周围，从山石底下取出藏着的铁锅，用三块石头支上做吃的。有时也偷偷地打几个树上的栗子解馋。但是只要山顶上的人喊“焦黄的(蓟县土语：指日本鬼子穿的黄军装)来了！”大家就立即把碗片子和锅藏在石头底下跑上山。
也有几天吃不上饭的时候。饿得年轻人受不了，就捡几块石头子儿放到嘴里磨牙，听见了那咀嚼的声音，好像就减轻了饥饿的感觉。抽烟的人哪里有烟叶？只好用树皮卷些树叶放在嘴里抽。
鬼子三天两头地进村，看见人就开枪。有一回，邓国安与本村的王志德一起下山看庄稼，让鬼子发现了。尽管他俩玩命地往山上跑，走在后头的王志德还是挨了鬼子的子弹，当时疼得挠地，不久就死了。村民们恨死了日本鬼子！
八路军送信儿来，日本投降了
王凤福大爷记得是1945年农历八月十五的那天，八路军到道古峪村送了信儿：日本鬼子投降了！
“鬼子投降了！不用再躲藏了！”听了这个消息，村里人啥样的都有。有的人乐了，有的人放声大哭。大家从山上下来，回到了自己的“家”。那是什么家呀，都被日本鬼子烧了多少遍了，家家成了“遗址”。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用砖头瓦片树枝柴草搭了临时的窝棚。毕竟这是自己的家呀！
那天，快天黑的时候，八路军基干队押解着一个日本鬼子从马兰峪过来路过道古峪村。只见那个鬼子坐在毛驴上深深地低了头。大家真恨不得手里有一杆枪崩了这个混蛋。后来听说，没有走到目的地，这个鬼子妄图逃跑，还是让八路军消灭了。
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日子虽然还是很难，但家家都在想方设法盖房。人们从山上往下背石头，邻里互相帮工，谁也不要工钱。许多家是先养了一头猪再盖房，为的是用这头猪招待来帮工的乡亲们。
这电视机是县里给我送来的
90岁的王福林大爷跟着二儿子过日子。他的女儿在道古峪村开了个小铺，也经常来照顾老人的生活。老人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还能干许多的农活，小院里的蔬菜和鲜花都是老人收拾。他住的屋子很干净，最显眼的是一台屏幕很大的彩电。老人不无骄傲地告诉我：这台电视是县里派干部送来的。
他说，由于一直跟在贺年县长的身边，解放后也在村里工作，蓟县的领导一直没有忘记他。贺年到蓟县当县长的时候，还特意把王福林请到蓟县，吃了饭以后还陪他在县城里遛弯。前年，蓟县慰问老党员，县委书记还给王福林送来500元的慰问金。
他从箱子底下找出了一个小红本
采访中，王凤福大爷从炕头一个旧纸箱里找出一个珍藏的小红本给我看。打开这个封面由于保存良好依然鲜红的小本，里面写着这些内容：
农村老党员领取生活补贴证
王凤福同志符合津党组发[1990]2号《关于解决我市建国前入党没有工作的老党员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特发此证。蓟县县委组织部。
王凤福，1923年9月22日生，1941年1月10日入党，曾任队长、大队长、书记。每月补贴15元。
发小红本是1990年的事。如今，这个钱已经涨到了每月70元。每到年底，镇里的干部就把840元送到王凤福家。“八路军和共产党没有忘记我们！”老人感慨地说。
王凤福大爷的老伴儿已经去世了21年。当了30年村书记的他于61岁那年卸任。他有3个儿子，但还是自己过日子。他把地和果树分给了儿子们，儿子们给他送粮食，也帮他干活。
老人身体不错，每天还能喝点小酒。他感到今天的日子很幸福。
60多年过去了，下营镇道古峪村经历了许多的磨难和变迁。抗日战争在这个山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经历了土改、解放、大跃进、人民公社、改革开放的道古峪改变了很多很多。世道在变，人也在变。老人大多已经“老去(蓟县土语：去世)”，当初的小伙子变成了“长寿老人”。没有改变的是那连绵的南山和山上那许许多多郁郁葱葱的老树，它们见证了昨天，经历了今天，还将看见道古峪遥远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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