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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康各庄农民安老北的庄稼地紧挨着保定集中营，他在地里劳动经常看见日本兵杀害战俘劳工。1942年春天，他正在锄地，看见4个日本兵押着一个穿黄绿色军服的八路军战俘，从集中营南边小门内走出来。走到附近的土岗子上，日本兵用枪逼着这个战俘在土岗子上挖坑，挖了一会儿，就推在坑里试一试，上来又强迫挖，不一会儿，那4个日本兵恶狠狠地喊着呀呀的口号，向这个战俘乱刺，刺死后，就埋在刚挖的那个坑里。
在北平集中营，一位中国老人，不知什么原因被日本兵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又被扒光衣裳，捆绑着塞进一个钉满铁钉的破木桶中，木桶里全是长长的钉子尖儿，日本兵还用钉子把木桶钉上盖儿，然后把木桶放倒，几个日本兵轮流用脚踹，随着木桶在地上来回滚动，桶中传出老人声嘶力竭的惨叫声。
屯住济南的日军防疫给水部是和731部队一样的细菌部队，组建于1938年，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培植伤寒、霍乱、赤痢病菌等。在济南“新华院”，该部队常常以为战俘治病为名，将细菌、病毒注入其肌体，检验病菌效力，并进行活体解剖。
据济南防疫给水部军医竹内丰供述，1943年8月，他们为试验伤寒病菌，从“新华院”要来11名中国战俘进行人体试验：“给他们注射我们培养的伤寒菌，或将细菌投在食物里让他们吃下。不久，症状便出现了，持续高烧、呻吟、苦闷，甚至说胡话……首先将一个人抬进解剖室，濒临死亡的俘虏发现解剖台旁已经准备好解剖所必需的大小手术刀及其他各种器械，立即在极端痛苦之中发出哀鸣：“军医啊！军医啊！”我便拿起手术刀……打开了腹腔……我从扩开的腹腔里，将内脏拿出，放在一个搪瓷面盆里，然后，同木村军医一同开始检查病变……我把被细菌侵蚀变化明显的部分肠管切断，又将脾脏摘出，装入标本瓶，以便制作切片标本……当我们的一切目的都达到以后，向他的肘部静脉注射了两毫升吗啡，他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南兵营爆发5次大暴动，第一次逃走30余人，其余4次被残酷镇压
集中营内死尸遍地，却吓不住有勇气生存的人们，反抗的星星之火燃烧在每一个角落。
在南兵营，战俘劳工通过把反动口号变成革命口号、磨洋工、有意识地破坏等方式和敌人斗争，并不时发生有组织、有计划地逃跑和暴动。1943年以前，“南兵营”曾发生过数次逃跑事件，多是在外出做工或者外送途中，每次几人、十几人、几十人不等。1944年春，因日军第一一零师团调洛阳作战，集中营管理放松，接连发生了5次有组织的暴动。
第一次暴动是1944年2月，冀南滏西大队的40多人，送进集中营后被关在一起。他们看到集中营环境恶劣，心想与其被敌人折磨死，不如暴动越狱与敌人一拼。张喜来等人找到一根五六尺长的木杠子，每人又从屋里地上揭下4块砖头作武器，趁半夜天黑，警戒麻痹，砸倒门口的日军警卫冲出。等敌人开枪还击时，他们已冲出二三十人。此次暴动，逃走30余人，有11人被敌人杀害，敌人还把一名暴动者的人头割下来，挂在电杆上示众。
此次暴动大大鼓舞了战俘劳工们的斗志，但也引起了日本看守军的注意。日军又在集中营内东西院之间挖了一条深沟，并架设了铁丝网。结果这之后的4次暴动都遭到沉重打击，不少暴动骨干被用各种残忍手段杀死。
“六月特支”与地下工作小组
在南兵营内，被俘党员的斗争活动始终没有停止，有组织的支部活动开始于1942年夏天。当时，有两支共产党的力量比较活跃，一支是以中共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为首的地方干部，一支是以谷自珍为首的抗大二分校直属的抗三团的军队干部。
王泊生被捕后，在老部下的掩护下，很快与徐学俊(王一夫)、史寒光(史子荣)等人取得联系。当时徐、史二人已担任了集中营干部班的正、副总班长，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又联洛了几个被俘的管理干部成立了“党的同情小组”。与此同时，抗三团组织股副股长谷自珍(化名刘旺)被捕入营后，考查联系了一批抗三团的党员，成立了一个秘密支部，取名“六一小组”。后来，两股力量合成一股，统称“六月特支”。
此时战俘管理干部除个别科室，多数都在“特支”的掌握下，斗争也从自发变为自觉，由个别现象成为普遍现象。外出劳动不是“磨洋工”就是“小破坏”。地基挖了又填，填了再挖；成堆的新砖新瓦，转眼间碎了一地……劳动休息时，还同警戒的日本下层士兵谈天论地做争取工作。因为多数日本兵不懂中国话，劳动休息时，日本兵让战俘们唱中国歌时，“特支”的党员们就组织难友们给日本兵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等革命歌曲。一些受到影响的日本士兵值勤时，只要当官的不在，就比较随便；当官的来了，他们打个招呼，战俘劳工就干一会儿。一些非党群众都感觉到“南兵营”的气氛“不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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