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有一个最近的消息，因为媒体报道后的各方压力，巴南区教委把校长调职了，可是调到哪里去了呢？据说，是调到了南湖镇政府教办，从镇小学调到了镇教办，可能还是越调权力越大。”徐维华接着介绍，“可见，这起案子的调查、取证困难重重，希望各位专家一起会诊这个案子，让我们柳暗花明。”
19条短信证据被专家认可
“重庆本地的一些媒体报道，还有就是央视记者到当地采访时也遭到了围攻，文静的家人就说，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她夫家的亲朋好友开始劝说文静撤诉，说专家都说了证据不足，你还告什么啊！”徐维华说，“所以，我们召集了来自各个领域有专业背景的专家们来共同探讨，究竟她保存的这19条短信能不能作为重要证据？这个证据是不是已经足够了？”
这个问题首先抛向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肖菲那里。
“北京前段时间有这样的案例，几条短信被作为重要证据采信，官司也打赢了。”肖菲说，“我想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的一起性骚扰案件，就是雷曼案。她当时向法庭提交了80份，但是只能被法庭进行分析的只有9份，其它都是她自己的口述记录。同时，被告也提出反诉，当时这个案子可以说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轰轰烈烈的，但是所有证据到最后都无法认定，结果双方都被驳回了诉讼，挺可笑的收场。”肖菲说，“重庆这起案子，这个短信应该是一个原始的证据了，如果提交到法院应该可以采信。”
肖菲的话，立刻引起全场共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灿说：“从国外的判例来看，这些短信息已经足够了，就得看国内法官的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大文教授说：“想你、吻你这样的语言已经带有性色彩，而短信中说‘不能使你动情是我今生最大的悲哀’，这说明文静一直在拒绝他。我们说什么是性骚扰，最基本的就是他的行为违背了女方的意愿，是不受欢迎的，这也是跟调情、两情相悦的区别。”
“我想补充一点，”这时，李明舜说：“手机短信是视听资料，到了法庭必须审查它的真伪，必须是没有进行重新编辑过的短信，那就可以作为原始直接的视听资料，这一个环节，我建议要在证据链上做扎实。”
“小小性骚扰”显示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灿曾就性骚扰问题对广东、北京等地的“外来妹”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在珠江三角洲，至少三分之一的“外来妹”遭受性骚扰，而在北京这个比例高达60%以上。
唐灿指出，性骚扰是个世界性的妇女问题，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关于两性平等的争论的焦点之一。西方的女权主义坚持性骚扰并不是单纯的生理或心理问题，而是与社会和文化制度有着直接关联，性骚扰同其他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样，是男人在各种领域中用强权掠夺妇女资源的反映，它同经济上的打击一样，目的是要使妇女服从男性的个人意志。
“性骚扰这样的课题我总想罢手不干了，可每次遇到像文静这样的案例又忍不住了，不行，太不公平了。”唐灿说，“其实，像性骚扰本身这样的案件，远不如强奸这样的案子来得严重，但是性骚扰往往是背后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现象和行为特别丑恶，而且它也好像是一个缩影，社会环境存在各种问题的缩影。”
唐灿以“文静案”为例，她说一个女性要在这个问题上维护自己的人格权时，就会发现方方面面的压力扑面而来，权力的压迫、舆论的压迫，往往打官司打得家破人亡。性骚扰本身并不是一个极端的侵权案件，但是一旦女性要主张自己的权利，就会有接踵而来的侵权和权力压迫，变得特别骇人听闻。
还有来自另一层的权力压迫，唐灿认为，公共舆论对女性的不宽容，导致她们难以取证，“人们首先会说你自己保住贞节了吗？你是不是作风上有问题的人？这种不同情受害者，反而给她更大的压力加以迫害。无论是从制度环境，还是从社会公共道德舆论环境，我们国家以性骚扰为窗口来看都存在一个大问题。”
“在推动中国法制化进程中，文静是英雄，虽然在个案中，她是弱者，毕竟像她这样有勇气站出来维护自己权益的太少了，我们应该集各方力量去帮助她，如果她打这样的官司打成身败名裂，家破人亡，那么我想以后不会再有人站出来打性骚扰案子。”
唐灿的提议立刻得到专家学者们的赞同，中心主任郭建梅、副主任徐维华立刻表示，将把8月28日，来自法学、社会学、性别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就文静一案形成专家意见，专家联合修改签名后向京渝两地有关部门递交，声援性骚扰立法后全国第一案的女主角文静。
全国妇联权益部信访处处长李丽华也表示，地方妇联对性骚扰问题的认识不一定有学者高度，但是全国妇联会一直关注“文静案”的进展，妇联组织应该义不容辞，运用现有的法律来维护妇女权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