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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气第十】
陈寅恪正在怀念往事，只听到尖利的空袭警报声响了起来。昆明城里的市民们都乱成一团。只见刘文典带着几个学生，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原来，刘文典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往外跑，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地佩服的陈寅恪，想起他身体羸弱，且目力在慢慢衰竭，行动更为不便。于是，便折回来。
当下，刘文典率领几个学生，搀扶着陈寅恪往城外跑去。刘文典自恃自己的身体还算可以，因此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
这时，只见沈从文也在人流中，刘文典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么跑啊！你干么跑啊！”
沈从文乍闻此声，不由又惊讶又气愤，抬头一看，见是刘文典，他也就懒得反驳了。原来刘文典一门心思扑在国学上，加上他乃狷介之人，因此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当沈从文被联大当局提升为教授时，刘文典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陶希圣是国民党学者、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代笔之人，一次其学生何兹全问他：“有人说汪和蒋是唱双簧。蒋在这里抗战，汪去谈和，是这样的吗？”陶希圣说：“不是。好比这里有一碗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半截，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
又一次何兹全对陶希圣说：“在这侍从室做什么。找一个大学去教书不好吗，可以创立个学派。”陶希圣摇摇头说：“离开这个门，人人会骂我，打我，指着我背后说‘莽大夫’(指扬雄，曾作王莽大夫)。我在这里(指蒋介石侍从室)，背后可以骂我，当面却要奉承我，笑脸对我说话。”
1939年，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滞留越南谅山休养，当胡愈之来访时，马先生仍期期以抗日救国为重，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100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了，亦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抗战时，四大家族发财成为风气，吴晗非常不满。他说：“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他讲历史时，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转弯抹角地指控蒋介石政权。一次，讲了一个南宋亡国宰相贾似道的故事，他说，孔祥熙用飞机抢运他家的几条狗，“我们可以称他为“飞狗院长”。
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很多人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译完《莎士比亚全集》。
正在欧洲游说的胡适，连续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催请他出任驻美大使。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考虑，他复电蒋介石；“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消息一传出，日本方面便感到压力很大，代表日本舆论的东京《日本评论》曾建议：“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住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枯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古。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胡适曾经发愿20年不入政界，20年不谈政治。20年来，政治是早就谈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如今国家到了这步，调兵调到他，他无法逃避。
【识见第十一】
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推选了毛泽东、陈绍禹、王稼祥、林伯渠等47人为理事，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指出，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抗日的民主，或叫民主的抗日，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罗隆基写道，有人或者还要赤条条地说：“今日中国老百姓不要什么宪政，只要打赢日本。打赢了日本，中国恢复君主都可以；打不赢，宪政亦无所用了。”这是极端痛快的议论，这又是似是而非的议论。假使我们反问一句：“怎样打得赢日本？”当然是靠精良的武器，忠勇的士兵。怎样能具备这些条件？当然靠老百姓出钱出命。怎样能使老百姓甘心情愿出钱出命？问题逼来逼去又落到“大家的事只好请大家来负责”一句话了。试问，这不靠宪政靠什么？试问，谁又能怀疑宪政在抗战上的效用？
1937深秋，学者蒋百里写成了他最著名的抗战论文《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哈姆雷特更悲的悲剧。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而现代的悲剧是主人翁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的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此文给了投降议和派以沉重打击，被誉为“纸弹”。
蒋百里说：“抗战就是替我们造成了一个有目共赏、公平无私的分别贤奸的天平架。敌人是最公平不过的，在那里考试我们。”
他说，这次抗战还有一种特别的排泄的妙用。大家知道人类有一种病，名曰癌，这不是外来的一种微菌，而是自己变坏的细胞。这种细胞如果停顿在身体里面，必定成一种不治之症。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有了坏细胞，没法排泄出去，是最危险不过的。如今天敌人却送我们一种妙药，替我们分别贤奸，将那种毒细胞尽量吸收去了，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加一层的干净健康(指伪组织中的汉奸)。我们试一回想，如果没有这抗战，那真多么危险！
1946年，《大公报》的王芸生到日本游历后，对国人发出警告：“今天中国是战胜国，却并不强；日本是战败了，但到它国内看看，尽管困穷，尽管残破，但无形中总是你感觉到它有一股子气。”
“日本人是不会忘情于中国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差不多都曾到达过中国。这些人，当他们吃不到糖时就想念台湾，缺盐时想念长芦，缺煤烧时，就会想念我们的东北。中日关系总是要恢复的，空洞的胜利之念对将来是无用的。”
【懿行第十二】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继东北沦陷以后，华北名存实亡。何香凝极为愤慨，拿了自己的一条裙子，在上面抄了自己写的一首诗，寄给了蒋介石，诗曰：“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江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傅雷于中国太微不足道，于二次大战烽火覆盖的大片世界更是芥尘弗如。傅雷惟一能表现他大勇的地方就是与战火下的上海城共存，虽然他曾试图避到云南或什么地方，不过最后他还是留在了那个繁华的孤岛，在日寇的铁蹄下，从自己的小屋把他的那些英雄们——贝多芬、克里斯朵夫一一推到中国大众的面前。“现在阴霾遮盖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他几乎足不出户，用傅雷的话说是“闭门不出去，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为的是“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
按照一位评论者的说法，傅雷没有武器，他憎恨武器，他有的是翻译出的作品，他有的是译作中那些伟大的人格以及他们不朽的思想。八年时间他在自己的斗室里开辟了一个比中国，比亚洲，比欧洲，甚至比整个世界都广阔的战场。他的军队是从人类道德精神最深处调集出来的善的力量，那力量始终蕴藏在一切人的心底，不论是好人、坏人、强盗、娼妓、野心家、乞丐、政客、军人、商业人员还是艺术家。
当抗战已经进行1年多的时候，汪精卫大谈“和平”，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因事未到重庆)，以参政员身份，向参政会二次会议从新加坡发了一个“电报提案”，提案只有11个字：“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邹韬奋认为，这是“内容极简，而意义极大”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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