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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日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环。当年协助周总理负责对日工作的廖承志手下有后来被称为四大金刚的赵安博、王晓云、孙平化、肖向前。如今健在的只有肖向前一人。87岁高龄的肖向前先生走路略显迟缓，有时需要拐杖，但他头脑清楚，思维敏捷，记忆力超常，坚持每天读书、看报、写文章，关心国际大事。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
肖向前1918年出生在辽宁省台安县，和张学良同乡。肖向前长大记事时，正是日本兵在东北作乱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的1931年，肖向前正在读初中一年级，当时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已经在东北学生中流传，肖向前在一些进步学生的影响下参加了当时的进步学生运动。初中没有毕业，他就跳级考入了沈阳师范学校。后来，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赴日本留学。
到达东京，肖向前在庆应大学开始大量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在相互传递进步书籍的过程中，一些原籍中国东北的留学生组织起了新知识研究会，1941年，研究会与延安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得到党的领导，并参与组织留学生的爱国救亡工作。在肖向前的履历中，这一年被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肖向前接到上级领导下达的回国命令，以回国奔丧之名回到东北沈阳。开始秘密抗日救亡的地下活动。1945年人民解放军打进东北沈阳后，党中央派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同志到东北主持抗日胜利后党在东北的地下工作，潘汉年就住在肖向前家，肖的任务是掩护潘汉年，保证潘和党组织的安全。
参与中日民间外交工作
肖向前正式参加对日工作是从1952年开始的。战后，由于美军单独占领日本，片面签订《旧金山和约》，又指使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媾和，使我国的对日关系难以启动。当时，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反对《旧金山和约》，谴责国民党与日复交。在日本也出现了日本共产党、社会党、工农青妇组织及有实力的经济团体要求与中国复交的呼声。在周总理领导下，以廖承志为首成立了对日民间外交的工作班子。赵安博、肖向前、孙平化、王晓云是主力成员。
肖向前说，中日民间外交是从经济交流开始的，1952年乘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之机，中国邀请与会的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让他们代表日本企业家转道中国访问。为此，中央组成以南汉宸为首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接待这个日本经济代表团，并签订第一份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确定了3000万英镑的中日贸易订单。
肖向前时任接待组成员，并陪同代表团参观长江的荆江分洪工程等，最后从广州、深圳送代表团出境。这些国会议员、企业家回到日本后，受到英雄般的热烈欢迎，掀起了中日民间交流的第一高潮。
1953年，为解决在华日侨归国问题，我国红十字会接待了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的访华团。日本战败投降后，有一批日本人留在中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其他工作，为解决他们的回国问题，由两国红十字会牵头协商，达成了送侨接侨的协议。肖向前作为中方代表团秘书参加会谈。结果双方同意由日方派船到天津港迎接侨民，中方则将其送至天津港。肖向前陪同廖承志同志到天津港送行。其实他们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接船，因为日方随船送来了战时被强征而牺牲在日本的中国劳工烈士遗骨，中方在码头举行了庄重的劳工烈士遗骨迎接仪式。
为答谢中方对日侨归国问题的支持，1954年，日本红十字会正式邀请中国红十字会组团访问日本，当年年底成行，肖向前担任该团的秘书，负责同日方全面联系。代表团在日本祭奠了中国劳工受害者后，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界，宣传了新中国的形象，受到日本民众的欢迎，推动了中日民间友好的又一个高潮。
1954年，由日本国会议员中曾根康弘、园田直、樱内义雄组成的年轻政治家访华，实现了中日政治层面的接触。1955年中国派遣以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为首的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确定了在东京、大阪和北京互开通商贸易展览会的协议。池田政之辅等政治家两年前已组成了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至此，中日政治家、经济界、民间的友好交流高潮迭起，日本社会党等政治党派提出了恢复两国邦交的政治呼声，并组建了恢复邦交实行委员会。
1958年日本政治右转，岸信介执政后提出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强化日美同盟，中日关系恶化。1960年，日本社会党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民众开始掀起反美运动，结果致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止访日，岸信介被迫下台。
此后，池田内阁成立，大平正芳连任内阁官房长官、外相等职。大平正芳为改善被岸信介破坏了的中日关系，支持自民党元老、前内阁大臣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访华，并于1962年11月签订备忘录贸易协定，开始了中日长期大宗贸易合作，同时还签署了互换常驻办事处、任命常驻代表并互派常驻记者的协议，从此，中日关系从民间外交上升到了半官方形式。
成为中日建交的见证人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并促成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突然改善，引发了中日正式建立邦交的高潮随之而来。1971年国庆节前夕，以藤山爱一郎为首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访华，周总理在与其会谈中提出了中日建交“四原则”(包括日本必须与台湾当局断交、宣布“日台条约”非法、无效等)。各党派、经济界、财界为赶上中日复交前的末班车，纷纷来华与中国领导人接触。
其间，肖向前等人在国内的会谈、接待也忙得不亦乐乎。日方传递的信息是，只要不是福田接佐藤的班，其他如田中、大平、三木，哪一位上台，日本都一定要解决中日关系，恢复日中邦交。此时，日本各界也呼吁中国政府尽快派出因“文革”而空缺的常驻东京的中国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负责中日建交谈判的联络工作。1972年5月，中央决定派肖向前任东京首席代表。
7月初，肖向前在从香港赴东京的飞机上看报，得知自民党三派联合，田中组阁已成定局。1972年7月，田中角荣就任日本首相，他当时这样表示：“中日复交问题上舆论已经给我做好准备。”所以，肖向前上任首席代表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协调田中首相访华日程、促使日本政府尽快派代表团同中国政府谈判，正式建交。为此，周总理曾口头上传过话来，指明肖向前是中方联络人。
肖向前先生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抗日战争、发展两国人民友好的中日民间交流、推动国家关系的对日外交的直接参与者。所以他对发展中日关系也特别执着。谈到目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他说，当年恢复中日关系的两个政治基础就是日本反省侵略历史和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张。如今，日本领导人参拜供奉着侵略战争刽子手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就是在历史认识这一原则问题上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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