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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 ——毛泽东《论持久战》
这是一段屈辱的终结。当中国人民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取得了百余年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这是一个巨变的开始。在抗日战争的血火淬炼中，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空前的程度。日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让我们再一次凝望这个热血铸就的历史坐标——
1945年9月3日。
这个明亮、清新的秋日，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年轮中。以这个胜利之日为标志，中华民族摆脱向下沉沦的衰败轨迹，开始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
抗日战争是对民族生命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大考验。从一盘散沙到万众一心，巨大的民族觉醒和空前的民族团结，决定了战争的过程和结局，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要标志
“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66年前的7月7日，朱自清以“这一天”为题，写下这段激情洋溢的文字。
这一天，是“七七事变”两周年纪念日。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烽火，正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国。
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战争何其频繁！1840年，英国殖民者倚仗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曾经创造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从此陷入战败、求和、割地、赔款的循环噩梦。
近一百年过去了，这次的敌人比过去任何一个还要凶恶。从策动“满蒙独立”、提出“二十一条”，到发动“九一八事变”、搞“华北自治”，直至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灭亡中国，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目标。
然而，此时的中国已不是甲午战争时的中国，不是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中国，也不是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中国。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华民族开始觉醒。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中华民族发出最后的怒吼。
传遍大江南北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南京冒雨请愿的学生，“鹄立于雨夜之中过夜，一任风雨之肆虐者一昼夜，甚至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涌上街头的北平爱国学生，高呼“立即停止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一二九”运动划破笼罩大地的沉沉乌云，呐喊出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爱国志士、爱国青年的推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在中华大地澎湃而起。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民族团结抗战奠定了基础。
“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在全体中国人之中形成、觉醒，达到空前的程度，这是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内心深处带来的最深刻变化。”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央党校教授郭德宏说。
无言的抗争，述说着一个民族的不屈——
王瀣，原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沦陷后，年老多病、家境困难的他，断然拒绝汪伪政府的高薪诱惑。1944年秋，临终前的王瀣交代家人：“我生不愿见日寇，死了，棺材也不要见到敌人！”
铮铮的誓言，展现了民族英雄的情怀——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49岁的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殉国前给官兵的信中这样写道。
“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牺牲时仅37岁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说。
“1937年，日本年产钢580万吨，中国仅为4万吨；日本生产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中国为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岳思平指出，“中国最终能战胜日本，民族的觉醒和团结是关键。”
一天消耗一个师！这是淞沪会战最激烈时，中国军队的消耗速度。看着一个又一个师投入战场，然后迅速死伤殆尽，冯玉祥将军惊呼：“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抗战期间，中国军民战死或被杀死2100万人，受伤1400万人。杨靖宇、彭雪枫、赵一曼，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八十二烈士……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华大地写下可歌可泣的壮歌。
战争是对一个民族生命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大考验。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曾被讥为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实现了空前大团结——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主张各异、政见不同的党派、团体共赴国难。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把兵当”……社会各界的抗日热情，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
在重庆，70名青壮僧人组成“僧伽救护队”，冒着烈火浓烟，脚踏碎片瓦砾，奔走于断垣残壁之间，救助遇难同胞。
在武汉，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传来，社会名流、职员工人、黄包车夫踊跃捐款捐物，连乞丐也“行乞捐款抗战”。
美国在华军事观察员史迪威感慨道：“我想他们能打赢这场战争了！”
台港澳同胞心系祖国，积极支援抗战；远在海外的爱国华侨有的捐款捐物，有的回国奔赴前线。到1940年底，南洋各地区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达400多个。许多华侨还以不同方式为祖国捐飞机、坦克、汽车、药品，物资总数超过3000批。
……
“在向腾冲行军的路上，我亲眼看到，一支几乎全由老弱妇孺组成的1000多人的运粮队。这些妇女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几十公斤的粮袋，不少人的胸前还兜着嗷嗷待哺的孩子。”曾任中国远征军代理连长的胡自坤老人，回忆当年的场景眼含热泪，“她们全身都被雨水、雾水和汗水浸透，有的实在走不动了，就由其他姐妹手牵着手拉着走……”
早在抗战之初，毛泽东就说过，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全面抗战打响3个多月后，民主人士晏阳初在《大公报》著文指出，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华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导作用，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烽火考验中的中国共产党日益成熟，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人民找到了救星，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中日全面开战半年，中国军队一溃千里。44岁的梁漱溟随着南京政府仓皇跋涉，他反问自己：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
翌年一月的一个晚上，延安。耐心听完梁漱溟的疑问，毛泽东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说：“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在敌后游击区8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梁漱溟看到的是“延安的条件是很差的，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他从此坚信：“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个结论有着充分的依据。”
当年从河南开封投奔根据地，后来又做了平东县县委书记兼太行妇委会委员的张玲老人回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可不是一句空话。在这里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更没有压迫。牺牲在前、奉献在前的都是共产党人，与国统区相比可真是两重天啊。”
有多少人像梁漱溟一样，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民族希望；又有多少人像张玲一样，在黑暗与光明的抉择中选择了共产党。
这，正是共产党最终取代国民党，成为民族独立、解放、复兴领导者的历史必然。有资料表明，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之风一直盛行，甚至连驼峰空运到大后方的部分物资也被投入黑市。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后的观感是：“来华前所闻很坏，来后方知所见比所闻更坏。”
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诞生于民族危亡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承担起民族救亡的重任。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壮怀激烈的抗战血火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其他政党无法比拟的先进性。
民族危亡，让人们再一次看清：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坚定维护者，是人民利益最热忱的捍卫者——
是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三天，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广袤的白山黑水间浴血抗敌；是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全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下基石……
4万名红军战士，眼含着热泪，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万名走出深山的游击队员，组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无数支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敌后，游击作战……到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所抗击的日军，占侵华日军总数的75%，同时还抗击着几乎全部的伪军，成为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中坚力量。
抗战风云，让人们再一次感悟：中国共产党是以先进理论指导、由先进分子组成、用先进方式组织起来的先进政党，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在“亡国论”“速胜论”等论调甚嚣尘上之际，是毛泽东集中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以一部《论持久战》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本质，系统阐述了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廓清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重重迷雾，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方向。
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是中国共产党发布宣言，深刻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中国政府与人民应“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
烽火岁月中，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不断得到发扬，党内生活生动活泼，党群关系亲如鱼水；艰苦抗战中，根据地减租减息，艰苦奋斗。红红火火的大生产运动，从上到下的精兵简政，“豆豆选”的民主选举和“三三制”的民主政府……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新生的希望。
延安，原本只有3000多人的陕北小城。抗战期间，无数有志青年带着热情、向往和希望，跋山涉水来到这里。1938年至1939年期间，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000多人到达。华侨领袖陈嘉庚把重庆与延安比较后，在新加坡的万人大会上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找到了自己的救星！
这是一个更加成熟的党——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性、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既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断巩固和扩大，又有效遏制了投降势力的发展，展现出驾驭复杂局面的卓越能力。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法宝”的总结，“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出，《为人民服务》《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的发表……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已跃上一个新的境界。
这是一个不断壮大的党——
延安整风，实现了全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新的团结和统一。1945年4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此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经由六大时的4万余人发展到121万人。
为了参加这次大会，刘少奇从华中到延安历时一年，穿越了104道封锁线；陈毅从苏北到延安走了近半年时间；从海南岛来的代表在路上则用了一年半。
遥远的路程，阻不断前进的步伐。1944年11月，国民党兵役部部长鹿仲麟报告，抗战7年来，前后征壮丁1100万人，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几乎同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主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余万人，自卫队1200多万人，建立了拥有将近1亿人口的根据地。
党的七大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有着78年党龄的七大代表方强将军感慨：“事实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英勇奋斗，不惜流血牺牲；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领导、组织和凝聚起亿万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1937年至1938年，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访问中国后，这样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在华北荒芜的崇山峻岭中，在绿色的长江流域，在华南的稻田和雨水充足的山里，一个拿起武器的民族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
中国人民以鲜血和生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从废除不平等条约、取得大国地位，到收回宝岛台湾，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中华民族百余年耻辱，成为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起点
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永远铭记的鲜明对比——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人的巨大代价，奋力抵抗3个月，常常整连整营地战死。美国总统特使埃文思·卡尔逊观战一个月后，致信罗斯福总统说：“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而就在几年前，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顾维钧陷入痛心疾首的境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不过万人，中国驻东北的军队却有25万人。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仅让东北沦丧、生灵涂炭，还受到国际社会的鄙夷和嘲弄。当顾维钧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
退让、求和，软弱、怯懦，不可能换来别人的尊重。
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从1840年到1905年，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中。中国政府卑躬屈膝，先后与22个国家签订了745个不平等条约，换来的却是侵略者更加疯狂的侵略和掠夺，仅支付战争赔款，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
《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实施灭亡中国的步骤，国民政府却与敌人签下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齐密云说，全面抗战之初，国际社会的普遍看法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抵抗得住日本的武力。
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卢沟桥畔的枪声，打响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第一枪。一度四分五裂的中华民族，奏响万众一心、保家卫国的宏伟乐章——
从白山黑水到椰林黎寨，从东海之滨到滇西高原，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抗日的烽火愤怒地燃烧。正面战场，22次大会战，消灭数十万日军，让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言彻底破产；敌后战场，遍及19个省区的抗日根据地，人民战争的大潮让日寇陷入灭顶之灾……
“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展现出的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生命力，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成为日后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推动力量。”国防大学副校长许志功教授说。
中国人民的长期英勇作战，打乱了日军“北进”“南进”的计划，支持了太平洋战场上英美联军的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大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区总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占了600余万平方公里。中国作战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牵制日本陆军总兵力最高时达90%以上……”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于沛用一连串数字告诉人们：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1942年春，美国总统罗斯福这样说。
1942年1月，日军进攻缅甸，英国守军节节败退。兵力匮乏的中国动员10万精兵，入缅作战，近一半将士倒在了异国的高山密林中。连自傲的丘吉尔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也是这场浩劫的终点。从“九一八事变”到日军投降，14年中，大半个中国被日寇践踏，930余座城市被日军占领，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直接、间接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
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赢得全世界的敬佩和尊重——
1942年1月，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宣言》，中国成为与美英苏等国在同一战线并肩作战的同盟。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谈判，废除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赋予两国的在华特权。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会议并发表《开罗宣言》，宣告“日本所窃取的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都归还中国。
1945年4月，中、美、英、苏四国联合发起召开旧金山会议，制定《联合国宪章》，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争过程中以及在战后的重大变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祖国在近百年的世界格局中历史地位的重大变化，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良志深情地说。
“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1925年3月，26岁的青年诗人闻一多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在《七子之歌》中呼喊：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20年后，祖国的这个儿子回来了！1945年10月25日，历经半个世纪磨难的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的版图。这一天，从此成为“台湾光复日”。
历史再往后50多年，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一度四散飘零的“中华七子”，终于全部回到“母亲”的怀中。
历史无言，昭示着永恒的真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成为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牺牲品——巴黎和约规定：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让给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洗雪百年耻辱的中华民族，开始了建设和平、民主、富强新中国的历史选择。而引领者就是抗战中身先士卒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这是一个伟大的起点。从这里开始，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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