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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气生产的受害者曾经联合上告日本政府，索要赔偿，日本政府却要他们拿出自己的病是由毒气所致的证据。广岛大学的几位教授自费调查，最终查实了病因，也证实了毒气的危害。然而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正式赔偿，只是给当年在工厂劳动过的人提供一定的健康补助金。
山内正之说：“战后10年过去了，受害的人们也都多少收到了国家给的一些补助，这个时候就更不能说生产毒气的事情了，如果说了，补助金就没有了。于是渐渐地在这些受害者中就形成了一种氛围，什么也不说的氛围。”
为了向日本民众揭示岛上曾经生产毒气的历史真相，和平反战团体和部分毒气生产受害者修建了这个毒气资料馆，里面陈列着各种毒气容器、生产机器、防化装备和历史资料。向参观者们诉说着毒气生产受害者的伤痛，但另一方面，战争过去了几十年，这些毒气的生产者们都不知道，他们制造的毒气曾经在战争中国被怎样的使用。
日本政府一方面掩盖在大久野岛生产毒气的事实，另一方面，对于在战争时期使用毒气的历史也百般掩盖，因此，毒气生产的受害者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同时也是加害者。
山内说：“在战后，大久野岛当地居民的普遍想法是，虽然毒气是在大久野岛生产的，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运出去使用过，这种说法在当时广为流传。我估计，这可能是日本政府的宣传策略。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调查，在战争期间，日军一共曾经用过2000多次毒气，然而对于这些情况，在大久野岛生产毒气的人们根本就不清楚。”
施放毒气的侵略者与中国受害者之间的故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正式装备了大量的毒剂武器，专门成立了指导化学战的机构。在许多关键时刻，如久攻不下阵地、突围、掩护撤退等，使用化学武器，故日军称其为“决胜瓦斯”。日军在中国使用这些所谓的“决胜瓦斯”，地域遍及18个省，有准确记载的战例就达2,000多次，保守估计，造成9万多人死亡。
河北省定州北疃村，63年前，这里曾经发生一起日军用毒气制造的大屠杀惨案。
抗战期间，中共定南县委和县大队党政机关驻扎在北疃村，1942年5月27日，日军包围了北疃村。定南县大队与日军激战半日，弹药消耗殆尽后转入地道。就在这时，日军向地道里施放了毒气。
李庆祥说：“洞里的毒气人们当时一闻见，腥呼呼的炮药味，立刻就咳嗽，喘不上气来，鼻子里有脓，打喷嚏，发烧。上边就又开始放毒气了，这么粗、这么长的毒瓦斯，黄呢子衣服那样色的，还冒着气，和电棒似的，噌噌地冒又黄又蓝的烟，放进去了，还把柴火点着了。”
日军将毒气和点燃的干柴投入地道，并在洞口覆以棉被。毒烟从未被发现的洞口冒出，又有许多洞口暴露，日军再次施放毒气，毒气充满了地道。在北曈村一天一夜，日军残杀中国军民1000余人，几十户人家被杀绝。
李庆祥躲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洞，侥幸生还。而他的三位兄弟姐妹，死于这场劫难。冈田黎子说：“我直到1992年才知道曾经在中国使用过毒气的事件的，当时好像中国向日中友好协会通报了毒气事件、细菌事件，看到这个后，我才知道毒气实际上在中国已经使用过了，还有人体实验。我这才知道毒气被用了。”
得知自己参加制造的毒气在中国造成无数惨案的冈田黎子，开始从战争加害者的角度思考问题，怀着对受害者的深深歉疚，她把自己在大久野岛生产毒气的经历画出来并且自费出版，用作对年轻人进行和平教育的教材，同时作为历史资料，赠送给中国的博物馆，在用中文写给博物馆的信里，她说，这画集是出于对被害国人们的谢罪，对被害者安魂的祈祷的心情描绘成册的。
村上初一说：“我当时制造的毒气是让人非常恐怖的一种毒气。我们当时在现场并不觉得。到了战后，一直到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资料批露了这个毒气的巨大危害，当黑龙江社科院的步平先生来咨询情况时，我才知道，这个毒气在中国曾经使用过，给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我的人生过程中，从来没有像听到那个消息那样失望过，那样惭愧过。”
村上初一提到的步平先生，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当时，他在黑龙江省社科院工作，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日本问题的研究，从事中日民间交流，积极参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等活动。
步平说：“我跟村上初一最开始通信的时候是94年，那时候我知道他有个资料馆，那时候他当馆长，我也不认识他但是别人把那资料给我寄过来，就是他那馆的资料，我就给他写了封信，包括我介绍我们国内一些受害的情况，他给我回一封信，他说非常吃惊，他说，我认为我们一直是受害，我们一直和日本政府要诉讼要赔偿，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人是受害，我们是害人的加害者，你写的这封信我们很吃惊，他跟和他一起工作的那些人说，结果那些人还是不承认是加害，他自己有转变了，他说很多人跟我辩论了。”
村上初一说：“这之后，我和步平先生就经常相互提供情况，一起四处呼吁。后来由于我们的呼吁，神奈川大学的一些教授和研究人员，来到大久野岛进行了很多调查，也发表了很多学术性演讲，在参加了这些活动之后，我从以前向别人诉说自己受害的经过，转成忏悔加害的罪恶。”
但是，最开始，在大久野岛的毒气生产受害者中，像村上初一这样对中国受害者怀有愧疚心的人，还是少数。
村上初一说：“当时我和步平先生配合神奈川大学的人一起在东京进行宣传的，我主要是讲当时制造毒气的状况，步平先生则介绍中国方面受害者的情况，想激发人们关注这个事情。遗憾的事，我当时和日本的受害者团体联系以后，以为会有满屋子人来，但是只有很少的2、3人来。我觉得非常遗憾。关于加害性的认识，愿意协助我的人还是很少的。”
在此后的十年中，中日和平人士一起合作，举办了很多活动，宣讲毒气岛生产毒气，和这些毒气在中国使用的真相，今年2月，我们在大久野岛采访的时候，这里召开了一个和平集会，会上介绍了中国受害者的情况，还放映了日本导演制作的反映中国毒气受害者的电视纪录片。
山内正之说：“从喉咙里渗出血的难受，不亲身经历是难以体会的。我看了电影，确实事实就是如此，他们的症状跟我们的是一样的，跟电影里演的一样。被毒气伤了之后，是没有药可治的。比如说伤害了气管的粘膜，就造成了近似癌症的状况，治疗过的医生都说，这是药治不好的。”
山内夫人说：“日本的幸存者得到了政府一定的补偿，但是中国的受害者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我希望这些人能尽快得到日本政府的谢罪和经济赔偿。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这次集会上，还进行了为修缮北疃村烈士陵园的募捐。筹集的款项，将由毒气资料馆馆长山内正之送到中国的北疃村。
山内正之说：“我们为什么要在当地居民中进行募捐呢？有两个理由。首先，通过在当地居民中的捐款，哪怕是很少的一点，也会使当年生产毒气的当地居民有一种谢罪的意义。在捐款者的名单当中，我们看到，除了6位在大久野岛曾经生产毒气的人，大多数是年轻人，我觉得正是由于我把在北疃村看到的历史事实告诉了年轻人，他们听了以后也感到很吃惊，他们第一次听说，听了我们的报告以后也拿出钱来，帮助我们修建烈士陵园。”
今年清明节的时候，山内正之带着大久野岛居民捐出的47万日元捐款，送到了北疃村。他是跟着一个叫“三光”作战调查会的日本民间友好团体来到中国的，这个团体从1998年开始，每年清明都会到北疃村祭奠。
山内正之说：“我和村民接触的时候实际上是很不安的，当地的村民曾经受到了日本那样惨烈的侵略，作为日本人，他们会怎样接受我们这些来自侵略国家的人呢，我觉得非常不安。一次、两次、三次，每次我都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第三次，当时我是和藤本先生，当年曾经制造过毒气弹的人，一起去的。周围的人会如何对待我们呢？他第一次非常不安，毕竟是大久野岛附近的居民，但是去了之后，当地的居民特别善良，他们反而跟我们这么说：造成毒气惨案事件是你们政府的问题，是当年领导者的问题，不是你们的问题，你们不要过分地自责，反而这么跟我讲，听了村民的讲话，我们觉得安心多了。”
其实，在最初见到这些日本人的时候，惨案幸存者们对他们恨之入骨。
李庆祥说：“连我在内，就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心里也不解气。谁不是那么想，但是人家来国家保护着，你又不能随便打，要不我怎么不理他们，我不理他们。心里别扭，咯蝇他们，要不我不理他们，照相我不理他们，别给我照。开始都想报仇，自己的老人、兄弟姐妹死了，心眼了谁不恨。后来知道了，这是爱好和平的人。开始恨得慌，后来咱们去，去了两回，这是爱好和平的人。”
日本友好团体“三光”作战调查会，从1997年下办年开始，多次邀请北曈村惨案幸存者赴日为“侵华日军毒气展”活动作证言。李庆祥也受到邀请去了日本，向日本民众讲述北疃惨案，在交流会上，李庆祥发现，两国百姓对于战争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李庆祥说：“不是说帮助去了，东亚共荣，共同繁荣？我说我还接着说，那很简单，说帮助去了，怎么不去技术人才，怎么去侵略军，用机枪刺刀和毒气来杀害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又有说的：你们说你们受了害，俺们也受了害，受了原子弹的害。我说，你们日本人民在家安居乐业，被强派到外国当了炮灰，所以日本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同时也给你们日本人带来了灾难，不过你们说，你们受了原子弹的害，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弄的？”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一方面积极掩盖日军进行化学战的事实，一方面利用原子弹问题大做文章，将自己粉饰为“战争受害者”，企图抹杀侵略罪责——这种片面宣传在日本国内起到了一定效果。对于中国的化学武器受害者来说，在日本的诉讼，日本民众的舆论支持程度，也是能影响到法庭判决的关键因素之一。
小野寺说：“在法庭内的斗争，是要说服法官和那些听众。在法庭外的斗争，是要面对日本市民，向他们倾诉，向他们呼吁，在日本影响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这是我们获得胜诉最重要的步骤。这是你们大家必须要做的，当然我们律师团的人也会一起努力。”
在8•4事件之前，日本律师团帮助中国人进行的毒气伤害诉讼有两个，其中一个败诉，一个还没有最终结果。
在法庭上，日本政府强调说，遗留在东北的化学武器，是由于突然遭到前苏联军队的进攻，仓皇之间来不及处理而丢下的，并不是故意掩埋。针对这两种辩解，律师团找到两名曾经在中国亲手埋藏化学武器的老兵，他们同意出庭做出自己的证言。
小野寺说：“这个毒气瓦斯弹的使用，本身是违反了国际条约，所以我们接到的具体命令，这些个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如果被联合军，也就是被苏联军队，或者是中国军队发现，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命令你们马上挖坑、隐蔽，使他们发现不了，这是我们接到，具体的命令。”
2004年6月，日本律师团又一次来中国调查取证的时候，两名侵华老兵也一同前来了，他们来到吉林敦化，60年前驻扎过的地方，想找出当年自己埋下的毒气弹。避免将来再次发生悲剧。
老兵说：“弹药里有毒气弹，化学武器一旦腐烂会带给人伤害，我们心里都很明白的，这个有毒的东西会给中国人带来伤害，我是明白的。但是当时走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能做主，后来我在心里一直在担心，这个化学毒物早晚有一天会给中国人带来伤害。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麻烦，真是对不起！我回去以后一直怀着担心和对中国人民抱歉的心理，很早以前就想到这边来，可是一直没有机会，这次听说律师团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就自发地要求到这里来，一方面确认一下现场的实际埋藏地点，另一方面也是想找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
老兵说：“我们就通过这条铁路运送弹药，我们离铁路左边的那个村子比较近。所以从距离上来讲，可能这附近就是放弹药的地方。”
律师说：“大概是这里吗？”
老兵说：“就这片比较大的地方。”
律师说：“看那边的山，感觉还是这样吗？山不会变。位置不会变的。从位置关系上来讲那是山、村子、铁路。”
老兵说：“是，在铁路的左边，左边有村子。左边”
另一个老兵说：“就在战争结束那天的中午，我带着大约十个左右的士兵，正在装卸运送弹药。这时，朝鲜族的人对我们说：“干什么呢？日本兵？日本输了，天皇已经宣布战败了。”
律师说：“是那个村子吗？“
老兵说：“是那个村子，所以我想知道朝鲜族的村子在哪儿。”
律师说：“那里现在是朝鲜族的村子。你印象中是那个方向吗？”
老兵说：“不知道是哪个方向。”
律师说：“这边有别的村子。”
两位老兵在这里寻找了一整天，因为时隔太久，地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后，他们没有找到具体的埋藏地点。那些当年被草草掩埋的毒气弹，不知什么时候才会被安全排除，或是再一次酿造悲剧。日本政府至今依然拒绝把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数量和具体位置告诉中国。缺少了这一重要资料，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中国的大地上，还会出现多少“8·4”事件这样的悲剧。
现在，8•4事件的案情调查已经结束，准备进入正式的诉讼程序，同时，受害者和他们的代理律师也在寻求着法庭外的解决，上个月，受到日本律师团的邀请，八名8.4受害者在日本进行了访问，他们召开了记者会，拜访了50余位国会议员，并且，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要求书，要求日本向受害者道歉，并提供医疗和生活保障。8月5日，日本外务省副外相逢泽一郎会见了受害者们，他看了受害者的伤口后说，今天是他就任副大臣以来最难过的一天。他将立即对受害者的要求进行研究。逢泽一郎接受了要求书，并向受害人道歉。这是战后60年来，日本高级官员首次向中国化学武器受害者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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