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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美关系的修饰语由原先的三个C(candid、constructive、cooperative,坦率的、建设性的、合作的)变成了四个C(加一个complicated，复杂的)
●中美关系是一对特殊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广泛而深远，又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发展的长时期内，美国对华政策都会有分歧和辩论，只是有时激烈些，有时缓和些，这应该看作是中美关系的常态
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微妙变化
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远的不说，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就一直处于辩论之中。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崩溃论”在美国盛行。克林顿任内的头三年半里，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到1996年五六月间，克林顿政府认识到，中美关系对美国是重要的，必须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但这种共识在美国社会中仍然脆弱，从90年代中期到末期，“中国威胁论”取代“中国崩溃论”，美国的对华政策大辩论愈演愈烈。
“9·11”后美国的反恐战略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一些影响。美国认定恐怖主义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使此前关于“中国威胁”的政策辩论基本结束。美国同时认定中国是反恐斗争的合作对象，对两国关系的定位进行了从“战略竞争者”、“竞争者”到“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重要转变。两国之间的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成为双方合作的新亮点。
“9·11”过去将近4年后，美国人开始害上“反恐疲惫症”。美国国会、媒体、利益集团对恐怖主义的注意力下降，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的重点关注对象。过去4年里比较沉寂的利益集团对中国的指责又多了起来，新的对华政策辩论又出现了。中美关系进入了“后9·11时期”。
与此相应的是，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布什今年5月31日接受《福布斯》采访和赖斯8月19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都肯定了当前中美关系是良好的，但也都强调了中美关系是“复杂的”，而原先他们没有这样强调。这样，美国对中美关系的修饰语就由原先的三个C(candid、constructive、cooperative,坦率的、建设性的、合作的)变成了四个C(加一个complicated，复杂的)。
中美关系具有五个常态特征
笔者认为，中美关系的常态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对轻松的双边关系，从来都需要双方对它倾注极大的注意力。中美关系一直都是在动荡中求稳定，在颠簸中求前进的。
第二，中美关系是一对特殊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广泛而深远，并在冷战结束以后继续发展，但两国又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
笔者以为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主要是三个方面：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互利的经贸关系；反恐、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打击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等。双方的分歧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中国作为一个正在上升的大国，双方之间存在战略上的疑虑，两国如何在东亚乃至全球协调各自的利益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美国时时都在提防任何国家挑战它在各地区和全球的主导地位，它对中国的崛起还没有心理上的调整和准备。但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却是不争的事实。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两国关系已经成为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谁也不能冒险使两国关系恶化。正如王缉思教授在《环球时报》8月26日《美国期待胡锦涛来访》一文中所说，“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在相互疑虑中相互依存的格局”。
第三，中美关系不仅是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双方的联系、交往和合作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美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和交往大大多于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交往，这是两国关系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两国关系能够历经风雨而保持基本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国内政治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的党派斗争和利益集团经常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国会不时提出针对中国的议案属于中美关系的常态。需要指出的是，国会关于中国的议案也不全是负面的。今年5月25日，参议员利伯曼提出了《美中文化交往法案》，目的是要拓展两国在学术、文化和商务方面的交流活动，增进美国人在中国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专长。6月14日，国会中国议员小组正式成立。
这两个举动至少说明，这些国会议员认为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加强与中国的交往。平心而论，现在美国国会中关于中国的气氛与1999年相比还是要好些。
利益集团也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牵制。产联-劳联、人权利益集团、基督教右翼等利益集团总是会对中美关系中与本集团有关的问题大做文章。不同的利益集团抓住中美关系中的某个问题，制造一些噪音，掀起一些波澜，或者故意制造一些事端，也属于中美关系的常态。
第五，中美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都怀着一种爱恨情结。关于中国人对美国的这种情结，我们已经谈得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何尝不是这样。美国人喜欢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走进沃尔玛，一半以上的商品都是中国产的。但美国人又可能想，美国的就业岗位是否流失到了中国(即使事实可能不是这样)。这种爱恨情结显然还会继续下去。
人权、经贸、战略疑虑及台湾问题等皆可管理
笔者以为，现在中美关系中的种种分歧是可以管理的。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老问题。它对中美关系破坏最严重的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但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再到现任布什政府，人权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逐渐减弱。现在中国与包括欧盟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都有人权对话，各国在普遍减少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政策的误解。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是可以管理的。
笔者最近在美国访问一个月，听到最多的是关于贸易争端和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有一种说法：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进行不公平竞争，导致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就业岗位的流失。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内部也是有分歧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包括格林斯潘和一些诺贝尔奖得主认为，即使中国将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对平衡两国贸易和创造美国就业岗位也没有多少好处。他们认为，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从全球贸易看不是问题，从双边贸易看是问题；从经济角度来说不是问题，从政治角度来说是问题。布什政府与某些国会议员的看法也不一样。布什政府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贸易，财政部2004年12月向国会提出的报告在讲到中国时说，中国正在强化让人民币向着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发展的承诺。中美两国相关部门的领导人近年来加强了接触和磋商，布什政府也对最近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给予了肯定。再说，贸易限制是一把双刃剑，美国对中国的进口设限，受害的不仅是中国，还有美国消费者、零售商和进口商。笔者以为，现在中美贸易的数额这么大，对现在的贸易摩擦也要用平常心来对待，这些问题是可以管理的，而且正在加以管理。
美国国防部7月下旬发表了今年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显示出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担心。但笔者最近在美国访问时了解到，美国方面很清楚，中国的实际军力与美国相比还差得远，他们担心的主要是所谓“透明度”，即中国的战略意图如何，中国会怎样运用它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中国强大了要做什么，中国怎样看待现在和未来的地区和世界形势以及中美各自的地位等问题。今年8月初，中美双方举行了第一次战略对话，对话进行得很好。所谓“透明度”的问题正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对话、两军的交流以及更高层次的对话进行沟通的问题。
我们常说，台湾问题是两国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2003年12月在温总理访问美国时，布什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批评陈水扁的言行是要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对此表示明确“反对”，布什政府的政策没有改变。从今年3月4日胡锦涛主席在政协会议期间发表重要讲话以来，中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台湾泛蓝的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这些事态发展缓和了台湾海峡的形势，陈水扁在今后几年中要搞“法理台独”将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类似中美联手维护台海地区稳定的局面。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也是可以管理的。
总之，我们可以对中美关系的继续稳定和发展抱有信心，又要对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有充分准备。在中国发展的长时期内，美国对华政策都会有分歧和辩论，只是有时激烈些，有时缓和些，这应该看作是中美关系的常态。对于美国来说，应当逐渐做好接受中国成为一个大国的准备，把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起到的越来越大的作用视为正常，不要动不动就神经过敏地认为中国“在东亚排挤美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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