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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民间力量提起战争赔偿的要求，中国和波兰得到的结果为何如此不同？
2005年7月19日午后。东京高等法院判决又一次驳回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请求日本政府赔偿与道歉的诉讼。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团团长王选坚定地表示，已经做好向日本最高法院甚至联合国上诉的准备。
60年前，一场腥风血雨的战争早已结束；60年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1972年，中日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宣布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利。也正是在同一年，韩国人孙振斗因原子弹爆炸受害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战争赔偿的要求，此乃对日民间诉讼之开端。之后，随着人权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以及受害幸存者自我维护意识的提升，在中国、韩国及许多其他国家的战争受害人陆续向日本政府或企业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各国受害人向日本法庭提起的有关战争赔款的诉讼共有80多起，涉及“慰安妇”、强制劳工、细菌战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等各方面。但大多对日民间诉讼未得到满意的判决结果，只有极少数诉讼达成了和解。
纵观与中国境遇颇为相似的波兰，却发现结果大为不同。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共付给苏联6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波兰获得了其中的15%。1953年，波兰宣布放弃继续要求德国赔款的权利。但之后，波兰陆续有个人和社会团体因本人或家属在二战中受到的伤害向德国政府提起诉讼，尤其是众多曾被迫在纳粹德国服苦役的劳工。针对这种情况，德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了名为“记忆、责任、未来”的纳粹劳工赔偿基金，筹集巨款对劳工进行了赔偿。
同样是由民间力量再次提起战争赔偿的要求，中国和波兰得到的结果为何如此不同？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东亚历史共同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方负责人步平在采访中给出了说明。步平认为，中国和波兰、以色列的战时受害情况有所不同，要求民间赔偿的时间也相对较晚，因而无法进行比较。
关注王选细菌战诉讼，东京高等法院在判决书中虽已承认了731部队进行细菌战的史实，但仍做出驳回原告要求的判决。对中国民间要求赔偿的诉讼，法院一般会给出以下两项法条，予以拒绝。
首先即是所谓的时效“除斥”。日本《民法》第724条等法条规定，在法律上，日本对受害者的赔偿要求有年数限制，限期为20年，一旦超过这一时间，要求赔偿的权利自然消失。
其次还有所谓的“国家无答责”，即认为战争当时的法律中并没有要求国家对战争被害者进行赔偿，而如果是追究战时的战争责任，应依据战时法律来进行裁决，因而“国家无答责”。不少有识之士指出，二战沉重深远，影响巨大，情况特殊，因而此两项法条并不适用。目前，也有部分日本法院在判决中已将这两项法条排除在外。但大多对日赔偿的诉讼依旧败诉，关于这一点，我们如何看待？
步平说，“我认为，要看一个对日赔款的诉讼是否有成效，应该分三个层次。首先看判决结果中是否承认战时日军的犯罪事实；其次看判决结果中是否承认国家应对犯罪行为负责；最后才是判决结果的胜败。就拿王选细菌战诉讼来看，在最后的判决书中，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对前两项事实都予以了确认，虽然最终中方诉讼团败诉，但相比起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刚起步时，日本法院连犯罪事实都不承认的情况，在法律层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就是一种胜利。”
上海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王少普教授认为，我们应将视线投注于日本普通民众身上。根据最近日本NHK公共电视台的民意调查，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者占46%，支持者占41%。王少普强调，“对日本右翼政客和右翼势力的错误做法，我们应该坚决反对；但同时，应该将日本民众与坚持错误立场的日本领导人和右翼势力区别开来。避免将矛头针对所有日本人，继续大力推动中日民间友好关系的发展。我们的重心应放在联合日本当地的友好人士与进步团体，扩大影响，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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