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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人们交往越来越密切，相互依存、相互了解、相互认识和认可的程度都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随着国际形势演变，世界外交界也不时地涌现出重量级人物，他们既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表，也具世界性。新中国成立后，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到目前的李肇星外长，共和国共有9位外长，他们均是公认的世界顶级外交人物，为国际社会熟知、常论、所赞。我有幸近距离感受到李肇星外长做外交和做人的二三事。
一
2004年8月初，李肇星外长去甘肃出差，可带一名助手。我一直渴望去甘肃看看，加之我在驻美使馆工作期间的老领导刘晓明公使正在甘肃省人民政府挂职，如能去还可看望他，便主动请求陪同李外长前往。
外长似乎心中早有安排。他说，甘肃应由外管司的同志去，以便与甘肃省外办等部门的同志交流；你可利用这个机会回家乡昆明看看父母并休假。
我迟疑片刻后说：“部长去祖国西部工作，秘书休假不合适吧？”
李外长见我犹豫，便说：“我父母健在时，我工作也很忙，总是抽不出时间回山东探望。父母不在后，我后悔晚矣。事实上，这是缺乏‘政治意愿’，那时真要抽空还是有的。”
“你安排一下，回家看看父母并休息几天，就这样定了吧。”他下了“命令”。
过了一会儿，李外长将我叫进他办公室。我进去时，他正批阅文件，头也未抬地说：“茶几上的小纪念品是给你父母的，请代问他们好。”说完，他还是低头批文件。
我将东西取回办公室打开一看，是一盒人参和一瓶维生素，还有一张便笺，写着：“昆生，感谢辛勤工作，祝父母大好。李肇星。2004年8月3日北京。”
李外长对自己的父母、他人的父母和祖国，都情深意长。
李外长的母亲是1995年6月18日病故的。当时，他正在牙买加访问，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一个月后他写了《送娘远行》，抒发对母亲的怀念。
记得是1999年9月8日，李外长任中国驻美大使时，在美国孟菲斯见到美前驻华大使尚慕杰85岁的母亲，俩人相谈甚悦。后来他专门写了一首题为《老人河，美国的母亲—在孟菲斯与萨瑟大使的妈妈谈心》的诗，赞美为增进中美人民相互了解而努力的人们。
李外长经常引用我国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的话：”我的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那个生我的母亲，一个是祖国母亲。”李外长走到哪，就将这句话讲到哪。
二
2004年4月17日至18日，第六次亚欧外长会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郊外的一个别墅区召开。连续下了几场雨后，都柏林郊区碧空如洗，芳草青青，清风拂过，宛如一曲爱尔兰竖琴和风笛合奏的旋律，优美、飘逸。
李肇星外长利用出席会议之机，与欧盟三架马车外长(爱尔兰外长、荷兰外长和欧盟外交委员会主席彭定康)举行磋商。会谈中，欧方对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作积极评价。但他们话锋一转，称对香港的民主、自由感到担忧。
李外长当即作出反应。他详细介绍了回归后的香港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框架内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港人充分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
随后李外长表示，看来你们很关心香港，但对香港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视而不见。今天正好彭定康先生也在这儿，我想有关香港民主、自由的问题他有发言权。自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时香港被英国割去到1997年回归前，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港督完全由英国人任命，港人毫无政治权利，民主、自由更无从说起……
李外长的话使欧方无言以对。彭定康更是双手掩面，不敢直视中国代表团。过了一会，彭定康插话表示，希望谈下一个议题。他还说，如这个问题继续谈下去，我身旁的爱尔兰外长也要“批斗”我了。因为在历史上，英国对爱尔兰统治了数百年。
场内笑声一片。
三
2002年阳春三月，北京春意浓浓。
李肇星外长时任副外长。一天早上，他在外交部橄榄厅会见到访的美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多布利昂斯基女士。不幸且遗憾的是，她除副国务卿外还有一个头衔，即所谓的美国“西藏事务协调员”。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人在这一问题上干涉中国的内政。会见前，我曾就如何处理多布利昂斯基的“双重身份”想了不少。会见中李副外长对此的处理令人难忘。
会见一开始，李外长就开门见山。他说，“你在美国国内被戴上了一顶‘西藏事务协调员’的帽子，这对你很不利啊。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政府成立所谓的‘西藏事务协调员’是错误的。如果戴着这顶帽子来，那你在中国将永远不会受到欢迎。”
李外长又指了指在他旁边的外交部国际司陈伟雄参赞说：“假设中国政府指派陈先生为‘得克萨斯事务特别协调员’ ，你作何感想，美国政府能接受吗？好在今天你没戴着那顶帽子，我对你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祝你访华成功。希望你在中国多走走，多看看，增加对中国的了解，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作贡献。”
当然，李外长在阐明立场后，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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