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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时，本人与20多名中国访问学者、留学生及家属被困在TULANE大学医学院，至9月1日，我们乘直升机全部安全撤离。这4天4夜是我终生难忘的经历。
-飓风走了，洪水来了
最初得到飓风的消息是在8月26日中午。当时，我们居住的TULANE大学的公寓响起了火警警报，全楼的居民都跑到了楼下。公寓管理员宣布，由于飓风的来临，TULANE大学的公寓将在当日下午6点关闭。她还说：“如果你们要离开新奥尔良，就赶快，赶快。”
飓风对于新奥尔良人来说并不稀奇，每年都有几次大大小小的飓风光临这座美国南部的名城。去年，4级飓风“伊万”与新奥尔良擦肩而过，许多人尝到了被堵在高速路上24小时的痛苦。所以，对这次预报达到5级的“卡特里娜”飓风，很多人决定不走了。我和妻子与来自天津的好朋友刘华银一家人以及博士生陈韶伟夫妇商定，躲避到位于市中心的TULANE大学医学院里。医学院有3座9层楼的建筑，我的妻子白小文、刘华银和陈韶伟以及20多名中国人都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8月28日凌晨，飓风到达后风力逐渐加大，雨点像一条条闪亮的鞭子抽打着这座城市，医学院里不时传来被风卷起的物体撞击建筑物的轰鸣声。到了早晨7点，风力进一步加大，人们猜测到了中午可能会看见飓风的“眼”。到当晚7点左右，有人注意到门前的大街中央有水从地下涌出，路面开始出现积水。夜里3点，刘华银把我喊醒，说堤坝决口，新奥尔良全城被淹。我心里一惊，感到出现了我们所预想到的最坏情况。从窗口看去，大街上的积水已近半米深。第二天天还没亮，陈韶伟气喘吁吁地跑到医学院主楼的9层，告诉我们水涌进一楼大厅，我们已经被洪水困住了。
-中国人是一个家庭，团结互助共渡难关
和我家住在同一个实验室的还有一个23岁的德国姑娘伊万。她高高胖胖，做事利落，但她的心理却很脆弱。飓风来临的晚上，她悄悄地哭泣。老板打电话叫她“跟着小文”，她过来说：“我现在是你们家庭的一员了。”我们对她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家庭。”
我们的另外一对中国朋友小贺和小熊原定9月中旬结婚，新房已布置停当，小熊的妈妈也买好了赴美的机票。但洪水涌进了他们的房子，小熊不时地落泪。洪水到来的第二天，小熊好不容易接通了家里的电话，刚叫了一声妈妈，就禁不住放声大哭。
灾难来临时，困在医学院的中国人团结互助，共同行动，为最终全部安全撤离奠定了基础。听说医学院楼要停电，刘华银和另外两位中国人孙立春、贺风雷爬上9层为我们搬家；自来水水源被污染，饮用水紧缺，我们拿出实验室储存的纯净水与大家分享。我们还把能找到的容器包括垃圾箱都灌满了水，用于洗漱；撤离前夜，孙立春摸着黑来到医学院主楼，与这边的人约定集合的时间、地点，确保不漏掉一个人。被困期间，水、电中断，闷热、黑暗的楼道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不少人落泪，但大家互相安慰，通过聊天、讲笑话调节情绪，都保持了比较好的精神状态。
洪水蔓延的第二天，学校每天供应两餐，一般包括一块面包、一瓶饮料、两片肉和一包薯片之类的零食。当时谁也不知道要在洪水中坚持多久，人们不断在储存食物和水，这种观念甚至扎根在孩子心里，以至在我们转移到休斯敦市之后，我儿子还经常拿着食物问要不要储存。在被困在医学院的人中，中国人并不是最多的，但却是一个最大的家庭。
-有人做了最坏的打算，为孩子写下遗书
从洪水到来开始，就有直升机不间断地在医院停车场楼顶起降，运送病人和家属。留在医院的有不少重病人，而医学院主楼是3座建筑中最早断电的。医生们迫切地要求转移病人，一些著名教授也亲自抬送病人。
8月31日，我们得到消息，第二天乘直升机撤离。9月1日早6点半，我们来到医学院主楼与另外一座楼相连的天桥上等候，我们不知道飞机会把我们带到哪里，有人做了最坏的打算。殷老师把老板和朋友的电话写在了她13岁女儿的手心上，告诉她如果与父母失散，就去找警察。小邓夫妇的孩子还在国内，他们也写下了一封遗书，并把他们夫妇的照片带在身边。在平安到达避难所之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回国的机票看望孩子。
从医学院撤离的人分成两队，携带宠物的乘坐汽艇，没有宠物的搭乘飞机。每架飞机可搭乘一个病人或3-4名乘客。飞机频繁起降，飞行员没有片刻休息，他们动作干净利落，对乘客也非常耐心。
9月1日上午10点半，我们乘坐的飞机抵达新奥尔良机场。我与飞行员握手表示感谢，他祝福我们好运，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飞行员柔和的眼神令我难忘。在我们乘大巴前往避难所途中，听到了直升机遭枪击和汽艇翻沉的消息，禁不住为还没有转移的人担心起来。直到9月2日凌晨4点，最后一批中国人和医学院的医生才抵达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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