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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后，日本在中国的真实存在
究竟有多少中国女人和资生堂发生过联系？这个数字无法统计
8月28日晚，北京万寿路的一家酒楼。
练习合气道的约30个中国青年，在这里送别日本老师石井义基。包括10岁的小孩子在内，每一个中国人都上去敬酒，还把京剧脸谱等礼物送给日本人。他们感谢老师一年来的执教。
55岁的石井是日本合气道平祥塾派来的老师，教学非常认真。他与中国学生一起擦地板，自己叠道服，这些，都不像一些中国老师——他们只要求学生做，而自己在一边看着。
石井眼眶红了，“今天最高兴。”他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
接替石井的新老师是27岁的汤浅，学电子工程的日本人，自愿辞去工作来华教合气道。他有些腼腆，但很快便与中国年轻人打打闹闹，孩子一般搂抱着翻滚在餐厅的地板上。
石井给每一个中国学生都照了相，印成明信片，在背面用汉字写上他一年来在中国的感受，一一发送给中国学生。中国人也很感动，与日本人拥抱，一遍又一遍。
在此刻，他们似乎忘记了一切。
“历史”是提得最多的一个词
但或许，忘却仅是此时此刻。记忆深处有一些东西，还蛇一样盘绕着。
6月5日下午3点半，太阳晒得人的皮肤有些痛。烈日下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参观者排着长龙在无语地移行。这个地方，记者11年前来过一次，11年过去了，时间好像没有走动。
记者右侧的一对老夫妇正在喝水。老婆婆对老爷爷说：“造孽哟，日本人造孽哟，杀了这么多人，太坏了。”
这种情绪已深浸在南京的血脉中。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日本带给这座古城更多的，是历史的痛苦记忆。
和11年前相比，大屠杀纪念馆里还多了一些旨在“强化记忆”的东西，比如进门处是一口大大的“警钟”，比如那条“历史证人的脚印”铺设而成的铜版路。大大小小的222个大屠杀幸存者脚印中，记者找到了印着“朱秀英”名字的那一双脚印。
大凡南京人都知道七家湾，据说这个地方是因为当年经过日军屠杀后，只剩下七家人而得名。朱秀英老人就住在这里的踹布坊。转了几个小巷子后，在公共厕所后面的一所平房里，记者找到了她。
尽管几十年过去了，那段经历从朱秀英的口里讲出来，似乎仍发生在昨天一样。“为了避难，我那时躲在一个亲戚家里，帮着看看小孩。有一天，我正在摇着摇篮里的孩子，突然进来一个留着大胡子的日本兵，他一边笑着一边把我往床上拖。”
这段经历，朱秀英原本没有对丈夫和孩子们说起，只是最近几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寻找幸存者时，家人才逐步知道这些内情。
中国文化部前部长、作家王蒙有很多日本朋友，也多次去过日本。他每次赴日，都会觉得“又亲切，又凄凉，又黯淡，又遥远，又严峻，又悲伤：以为早已过了，却原来仍然是心里的一个大疙瘩，也许还是一块病”。
“大疙瘩”不仅仅留在老人心里。南京人施小姐的祖父死于日本人刀下。她至今不买日货，不与日本人说话。另外一位南京人，做新闻工作的25岁小昭，在编辑涉日稿件时，每次都要自作主张加上一段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背景文字。
从未见过日本兵的34岁黄女士奇怪的是，有时会在梦中，被日本人追得喘不过气来，便惊醒了。而她七岁的儿子，有一天，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自己捉笔画出了日本兵被捉住、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作战的图画。
“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不谈国事”
“我们和日本人在一起工作从来‘不谈国事’，因为我们知道双方都仇视对方，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中国人仇恨日本人。”上海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职员陈巍表示。
“和日本人做生意，最难的就是质量的要求和把握，如我出口家具时，日本客户检查一个小茶几，会首先爬到茶几下面，看面板反面的油漆是否均匀、是否光亮。”上海日和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晓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1993年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毕业后，就一直和日本人打交道。
高晓峰说，日本人总是把最好的商品提供给自己的国民，哪怕是一把用不了多久的梳子。
虽然只谈工作，但是冲突也时有发生，“仅仅因为中方人员对日方所谈技术不是很了解，日方就嘲笑中方人员是卖馒头的，什么都不懂。”日语翻译韩炜气愤地说。日语专业的他，毕业后就进入上海这家大型日资企业的技术部担任日语翻译。
韩炜说，由于中日双方在技术水平方面存在差距，中方对其中的一些技术知识不了解，技术交流不欢而散的情况十分多，日本人的不屑与蔑视十分常见，觉得很压抑的他后来跳到了另一家小日资公司。
在日本公司的人更要自强，要重视技术的学习，只有中国真正的强大起来，日本才会瞧得起中国。这是韩炜的体会。
日本人古屋敷久是一家在华日资企业的普通职员，来中国已经四年了，看起来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他说，其实不是看不起中国人，主要是一些中国人不团结，做事情重私利，不把中国当自己的国家，而且很多时候，喜欢想当然，不太踏实。
对中日未来战争的忧虑
在部分中国人中间，还存在对未来中日再次爆发战争的担心。
“目前和平发展是主题，但是战争的威胁并不是没有。”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执行主编荣维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表示，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实质就是军国主义复活，政府右倾保守化严重，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批评，就有发生战争的可能。
中国未来研究会军事分会负责人刘胜俊大尉也有同感，他对记者说：“虽然中国执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日美防卫政策一直把我国台湾当作它们的‘保护对象’，其实就是变相的侵略，中国必然会进行防御，因此中日或会有一战。”
中国人民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所长黄大慧博士表示，日本人认为抗日战争，是美国人打败他们，而不是中国人，从心底里佩服美国，并一直学习美国。中日之间的争端主要集中在历史问题、领土、能源、贸易摩擦等方面。
“未来中日之战，不会是像抗日战争那样的传统战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告诉本刊记者，他表示，日本正在实行全宇宙战略，自卫队也试图跻身国际警察，日本正是想在世界各地布局中超过中国，并会派生在军事、经济、外交谋略之上，与中国不断发生摩擦，达到不打中国而胜过中国。
另一种记忆
不过，关于历史，也还有另一种记忆。这种记忆促生了中日未来“非战”的想像。
上海财经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盛邦和教授，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毛主席就倡导与日本建交；青年时代，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他见识了日本新干线，意识到新干线所代表的现代化就是中国的发展目标。
就这样，盛邦和的年轻岁月在中日友好以及向日本学习现代化的氛围中度过。因此，他骨子里没有一点“反日情绪”。
“我1972年就开始学习日语了。”盛邦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时我是一个理想青年，认为中国要想摆脱百年耻辱，就必须学习日本现代化的经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让我从此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于是，这个华东师范大学第一批文科博士，决然地放弃了由世界银行资助去英国深造的机会，1985年去了日本东京大学。
像盛邦和这样“以日为师”或者深怀对日好感的人，在中国还有很多。
许多中国人仍然记得山口百惠，说起她来啧啧不忘。她曾经是无数中国人的偶像。高仓健则改变了一代中国男女对“男子汉”标准的看法。现在，一些成功的中国男演员身上，依稀还有高仓健的影子。
中国不少电影导演，都深受黑泽明的影响。张艺谋说：“黑泽明使我明白，当走向外面世界时，要保持自己的性格和风格。”张本人的作品如《英雄》，连一些构图细节，都很像是黑泽明的《影子武士》。
另一位导演王小帅，看了日本电影后受到震惊。他说，那是惟一能被东方人理解的电影。他因此改变了导演风格。
至于年轻一代中国人，阅读村上春树成长起来的，实在太多了。这本书也被一些中产阶级当作生活指南，不仅仅《挪威的森林》一直处于畅销之中，只要村上一有新著出版，便会以最快的速度翻译过来，摆上了大书店最醒目的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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