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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闭幕的“21世纪论坛”上，政府在行使职能上存在的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陈清泰等经济学家纷纷发言，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清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周期与政府换届一直保持着明显的相关性，说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状况没有根本转变。当前不惜代价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不协调的增长方式已经无以为继，应当向政府调控、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基于历史原因，我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基本上是靠投资尤其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由于不受市场规律制约，不考虑投入产出比，投资损耗极大，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比比皆是。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以“国际化大都市热”为例，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中，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务区。在2005年7月21日召开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座谈会上，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批评有的城市在城市定位上不切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标准。这实际上是透支和浪费日渐缺乏的发展资源。
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事实上已成为一些地方领导人获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安徽阜阳就是一个标本。20世纪90年代初，原阜阳地委书记王怀忠提出了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耗资3.2亿元建一个国际大机场，政府官员、教师、农民人均被摊派数百元机场建设费。但机场勉强运营一年后，就被迫关闭，现在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而地方财政欠了许多债。
各种各样的政绩工程，都有可能为一些地方官员捞取政绩、中饱私囊铺平道路，形成典型的权贵经济。据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各地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拖欠的工程款高达700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
政府主导型经济在少数地方已经演变成典型的双向掠夺经济：一方面是掠夺自然资源，大量圈地却抛荒无数，工厂竣工之时即是停工之日，土地价值无法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另一方面则是对普通百姓的掠夺，野蛮征地、野蛮拆迁业已成为基层的最主要矛盾。早在200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就公开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
这种慷国家、百姓和子孙后代之慨，谋小集团私利的权力资本化行为，在制造出虚幻的GDP高歌猛进的同时，无疑也在给我们的未来埋下定时炸弹：腐败低效，贫富差距拉大，资源与环境的污染、破坏，土地及其他各种资源的闲置浪费等。
由不可持续的政府主导型权力经济，向可持续的公民权利主导型经济转变迫在眉睫。政府应该全面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全面履行其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公共保障职能，由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由权力政府转变为责任政府；由政府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转变为重大公共决策由立法机构决定，政府只是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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