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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2岁的布莱尔是当今个人魅力名列前茅的西方政治领袖。他显见得对受访驾轻就熟，整个过程中均很放松，回答问题时身体微微前倾，右脚自然地叠放在左脚内侧。知情者告诉《财经》，“他喜欢困难的问题。”
当晚21点，中欧宣布达成压港危机解决协议，基本原则是——分担责任。
《财经》：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之一，你怎样看待正在崛起的中国？
布莱尔：我想，每个人都在试图理解并接受(come to terms with)中国崛起的政治和经济涵义。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崛起对于我们(西方世界)来说，不是一个威胁而是一个机遇。因为从贸易和经济的角度，我们将从开发中国市场中获益良多。所以，我是乐观的。
《财经》：大家都在谈，中国的崛起带来了许多挑战。你认为这些挑战是什么？
布莱尔：最大的挑战是，美国和欧洲一向是世界的两大权力核心，而现在中国兴起了。人们当然会问——这意味着什么？我的说法是“理解并接受”(come to terms with)它。我不认为人们对此感到恐惧，实际上，他们更多的是心存疑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比如说)，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中国的兴起将带来什么？欧洲和美国究竟该如何与中国合作？从商业和(各国)就业的角度讲，这意味着什么？
(另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中国的出口每年增长20%至30%。很自然地，人们对此有所担心，但同时这里也存在大量机遇。
《财经》：中国公司收购外国公司的情况正在增多，今后还可能更多。这些行为是引发关于中国崛起的大讨论的诱因之一。其中的一个重要案例是，中国海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最近试图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在美国引发重大政治反应。你对此如何看？
布莱尔：你知道，目前正在发生的贸易摩擦是在纺织品领域。我认为这属于自然的摩擦。中国的公司们正在成长，这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正在具备更大的商业和政治力量，在某些层面将会导致担忧产生。但我认为，总的方向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这类分歧总会时不时出现，但我认为，这就是新生事物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时引起的自然摩擦，仅此而已。
《财经》：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是否对其他国家的能源供给和能源安全造成了影响？
布莱尔：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相互协作是很重要的。我对当今世界的看法是，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互相依存的。能源供给与能源安全是影响到所有人的问题。现在，中国的能源消费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出现戏剧性的增长，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努力合作，以合理的方式解决与各方相关的问题。
中国很关心能源价格的稳定，我们也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追求自身利益，而要努力讨论大家应当共同做哪些事，怎样开拓长期、稳定和安全的能源供给，以使中国的经济保持增长，同时不给其他国家造成伤害。我认为协作是很重要的。
《财经》：中国人民被告知，加入WTO后，中国将进入自由贸易的世界并享受其带来的好处。现在发生的诸多贸易争端多少使他们感到挫折。你认为中国人民应当调低期望值吗？
布莱尔：不，因为我认为不管发生什么，在未来五年内，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将发生戏剧性的增长。但是，对欧洲某些行业来说，这将造成巨大冲击。所以我们必须妥为管理这一变化过程——不是要停止这一变化过程，而是要妥善管理。
欧洲有些国家如英国，比较支持自由贸易；但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意大利，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口受雇于纺织业。当来自中国的巨额廉价纺织品进入他们的国家，他们一定会很忧虑。但这是管理整个变迁过程的一部分，它并不意味着变化不会发生。
《财经》：中欧纺织品贸易争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对这类中欧间存在的贸易问题的解决持何种看法？
布莱尔：英国的基本立场就是支持自由贸易。(不过)当前，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我们必须代表全欧洲的利益。一些欧洲的(纺织品)生产厂商们认为存在不公平贸易的情况，并担忧我们能否与中国达成协议。我认为，我们最终将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往前走。必然如此。
《财经》：欧盟内部各国之间就此有很多分歧，达成一个统一的贸易政策是否可能？欧盟内部有没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保护主义声音？
布莱尔：这的确很困难。但我要说，总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以欧洲与美国的关系为例，欧洲与美国之间贸易纠纷不断，但这些纠纷并不妨碍朝着越来越自由的贸易进步的大方向。与中国也很有可能是同样情况。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局部争议出现，但这不意味着方向变化了。方向将保持不变，那就是贸易将越来越趋于自由化。
《财经》：中国与英国都是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国际机构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力量。这些国际机构同时也是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舞台。你认为，中国的崛起对这些机构的现有格局将发生什么影响？
布莱尔：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机遇，因为中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力量。合作对彼此都有利。英国以及其他国家没有理由反对、阻止中国的兴起。中国的兴起是个现实，这一现实必然带来种种政治影响。我认为这些机构将因中国的参与而更加壮大。
《财经》：为什么联合国当前需要改革？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持什么立场？
布莱尔：我们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变化，但这一改革必须获得所有各方的支持。每个国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就非常鲜明。我们必须努力达成一致。让我们拭目以待。
《财经》：随着实力的增加，中国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你寄望于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如反恐战争以及中东问题上提供何种合作？
布莱尔：对于中东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中东所有问题都彼此关联。如果中东问题要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取得进展，就必须尽力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并且在中东建立更有效的和更稳定的政府。对于中东那些以宗教狂热信仰立国的政权，我感到很担心。我觉得这种情况并不健康。
在与一些国家比如说与伊朗的关系上，中国的合作可能会是关键的。欧洲正在努力使伊朗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裁决，中国可在此发挥作用。在这一议题上，中国显然能够向伊朗施加压力，并说服伊朗采取合作态度。
《财经》：此次中欧峰会期间，中欧签署了《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利用可再生能源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在美国不愿承认地球气候变暖是一个重大环境挑战的情况下，中国与欧盟在此议题上将寻求合作，是否能取得重大进展？
布莱尔：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影响，从石油市场就可见一斑。中国的需求增长是推动国际油价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完全有权发展经济。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拥有自己的汽车、电视机和优越的生活方式，就像欧洲人和美国人一样？
因此，中国的发展是正当、正确和必要的。但我们必须管理这一变迁所带来的在环境上的后果。这正是我们建议在欧洲、美国和中国间展开对话的原因。
《财经》：但美国的布什政府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布莱尔：我感觉，美国(对这个问题)的接受程度高于人们的想像。尽管美国不认为气候变暖是个首要问题，但他们很关注石油供给和能源安全。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想美国对于参加对话是有兴趣的。重要的是，不要把所有的指责都指向美国人。因为其实欧洲人的立场与他们也相去不远。如果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而不限制自身的能源需求，欧洲和美国都将很难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这就是你们面临的难题。
《财经》：此次峰会的另外一个成果是，中国与欧盟之间将就劳工问题展开对话，这是一个突破。你从这一对话中有何期待？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持续讨论的话题。事实是，无论如何，无论根据什么计算方法、进行何种讨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低于欧洲国家。欧洲与中国竞争的惟一办法，就是投资于科学、技术和知识。我不是说没有必要讨论这个话题，但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些不过是次要话题。
《财经》：欧盟原计划于今年内取消已经存在15年之久的对华武器禁运政策，后来因为来自美国的压力而延后。你认为欧盟取消对中国出口武器禁令是否可能？
布莱尔：是的，我确实认为是可能的。我认为禁令会被取消，不过它的前提是，要保证取消禁令不会加剧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从原则上讲，这是必然发生的，你也会看到这一天。
《财经》：取消这一禁令的最主要障碍是什么？
布莱尔：武器禁运出台之时的理由现在都已经消失了，所以禁令本身完全过时了。但是，我们必须确保，如果取消禁令，不会导致出现其他紧张局势，以至于造成更大的困难。我认为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所有这些事情，最终都将回到同一个根本点上来，就是你们如何管理中国崛起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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