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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载文章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也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
文章说，显然，贫富差距扩大已经引起国内外较为广泛的关注，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一个焦点问题。毋庸讳言，贫富差距拉大是与市场化改革相伴而来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的各个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注定是不同的。例如，农村改革起步最早，农民因此成为改革初期的受益者；随着改革向企业和城市层面推进，一些抓住机遇的个私经济从业者、金融投资者开始跻身富裕阶层。
文章认为，当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之大已经突破合理的限度(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为0.4)，且有继续扩大之势。长此以往，不仅难以实现共同富裕，还很可能引发各种社会不稳定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时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中国恰好处在这个阶段。决策者不能不对贫富悬殊问题予以高度的重视。
文章说，经济学家吴敬琏将改革进程中诸多不公平的核心归结为“机会的不平等”。确实如此，综观中国的富裕者阶层，尽管不乏凭自己的才智和勤劳致富的个私经营者，但也确有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那些暴富阶层)的发家靠的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寻租”行为。而在国有经济领域，一方面，一大批企业和部门倚仗其行政垄断地位排挤其他参与者，谋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更有一些国企经营者和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机会的不平等”不仅影响到收入公平。而且首先是由于损害社会公正而损害社会经济效率(那些效益低下的垄断行业就是例证)。
文章分析称，控制贫富差距，增进收入公平无疑是一项十分现实而紧迫的工作，但在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总体财富仍需积累的大背景下，当前还不宜急于重新定位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而应着眼于如何在“效率优先”的同时真正把公平“兼顾”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显然在政府。政府必须切实承担起维护公平这一首要职责，提高效率的任务则交由市场去完成。
文章表示，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了修改个人所得税法起征点的立法程序，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说明国家已经注意到一些过时的法规和政策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无力”甚至“负效应”。但需要政府去做的事还有很多，尤其是在确保国有资产产权改革的有序推进、打破各种行政性垄断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等方面。
文章同时认为，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有人把市场取向的改革视作导致贫富分化的“罪魁”。对这种一叶障目的观点，必须予以澄清和纠正。
文章称，贫富差距拉大固然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一个客观结果，但它绝不是市场化改革逻辑发展的必然。世界上许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并没有产生贫富悬殊恶化的问题，很多国家都孕育了稳定的中产阶层。实际上，我们目前的很多问题恰恰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或有所偏差所致(突出表现在一些政府部门越俎代庖造成利益格局扭曲)。破解之道惟有继续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归位，既是市场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更在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成败。
文章最后说，“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掉”的态度是万万不可取的。建立一个法治、公正、健康的市场经济，应当是我们矢志不移的目标，这个大方向不容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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