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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量多年来高居全国第一位的广州火车站，由于人员密集，鱼龙混杂似乎不可避免，各种倒票、假发票、非法拉客以及抢劫、诈骗、强迫卖淫等治安和犯罪问题屡禁不止，成为一直以来的治理难点。
一味指责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可能并不客观，因为这里的治安也间或会好转。每次的严打或专项行动，通常都会收到一定的成效，然而行动的本身往往也只是在获得短暂的成效之后，成为黑势力重新组织或划分地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广州火车站的乱象，已事实上成了这个城市向旅客递上的一张颇显尴尬的名片。
最初设计容量仅为日均2万人的广州火车站，日均客流量早已突破了10万人次，在春运、暑运的客流高峰期，日均客流更可高达19万人次。正因为这种不平衡的存在，车站周边经常滞留着大量旅客。广州的特殊区位又决定了来往旅客中初次进城的农民工占了很大比例，他们对城市的陌生和在外生活的经验极其欠缺，的确容易成为犯罪分子下手的目标。
对复杂的治安环境的分析并非为广州火车站的乱象解脱。事实上，火车站的治安现象已成为很多城市的共通特点。前不久媒体曝光的成都火车站“警匪一家亲”事件，就有约50名铁路警察涉案，其中11人被批捕，15名小偷落网。以全国范围而论，此类警察与小偷能保持如此“和谐生态”的现象绝非鲜见。
如本报昨日社论所言，要解决广州火车站的问题，就必须有目的地坚决深挖有组织犯罪的后台和“保护伞”，防止黑白合流。在警员问责、警员轮换、加强督察等制度的坚持与落实之外，如果我们正视火车站这一特殊的治安环境，就能发现在制度调整与创新上尚有不少可以作为。
在根本性改变短期内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些技术上的改进。火车站的另一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双重管理属性，于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上，各家的管辖权限更有着复杂的规定。因而我们可以发现，22年间的历次整治大多存在着政出多门、步调不一的情形。一会是广州市政府的行动轰轰烈烈而来，一会又是铁路公安部门浩浩荡荡跟进。在职能交叉的背景之下，火车站及其周边治安环境的治理愈加显得步履艰难。
如果有勇气承认各部门也存在着各自利益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承认在部门利益的驱使之下，治安管理中的“1＋1<2”正是22年的症结之所在。作案人或嫌疑人从铁路的领地跑到市区的领地并不困难，但两个机关的相互配合与相互协作，乃至实际办案过程中牵涉更多的案件移送，公文流转，信息共享，协助调查都将使职能部门面临重重考验，尤其是在办案效率上。
因为有各自的利益考量存在，原本简单的部门协作也会变得运转不畅。尽管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些部门有相互推诿或争相抢案的情况存在。但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之下，“嫌贫爱富”的潜规则却让我们对于现实的制度本身不能不表示“合理的怀疑”。
铁路公、检、法机关的去留也是近年来热议的话题之一，但改革一次次地“光打雷不下雨”。一个正在进行企业改制的“单位”还能有自己的执法和司法机关，这已然让司法无尽尴尬。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铁路公、检、法行将废止，统一管理的最优选择至少短期内无法期待。另据报道，广州作为未来全国四个铁路主枢纽之一的城市，目前已选址在番禺区钟村镇石壁村建设新火车站。拟建的新客运站包括配套工程，总投资高达100多亿元人民币，计划于2007年建成。地域的搬迁或者将部分地改变目前广州火车站所处遇的复杂治安环境，但如果治安管理仍然沿袭现行体制，我们还将努力探寻“1＋1=2”甚至“1＋1>2”的部门协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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