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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出版的《检察日报声音周刊》刊载文章分析指出，秘密文件过多过滥，不仅增加了保密成本，也使国家保密制度的权威流失，更重要的是，阻碍了政府走向信息公开的道路。从目前来讲，制定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仍然需要进一步权衡和考虑，但作为一种替代，通过修改《保密法》来保证人民的知情权，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文章说，一直以来，国家保密局在公众的视野中似乎很少出现，但这段时间，却成了许多媒体关注的焦点。早在今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官员就曾透露，《保密法》、《保密法实施办法》的修改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都在酝酿之中。而从8月起，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不再作为国家秘密事项，国家保密局副局长沈永社说：“保守国家秘密与推进信息公开是相辅相成的。”
文章称，政府信息化，是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就应该是一个能够与公民一起协作生产的、开放的政府。提到开放，陕西省咸阳市政府拆除了政府机关大院的围墙，撤销了门卫和传达室，允许百姓自由出入市政府大楼办事和上厕所，据说意在打造开放式政府、实行政务公开，以此消除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心灵屏障。
文章指出，当然，比政府拆除围墙、打开大门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打开“政府信息”的大门，尽可能地消除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藩篱。而横在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这道“无形胜有形”的围墙，与国家保密制度滞后和《政府信息公开法》不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现行的《保密法》在诸如确定密级、解密、泄密处罚、救济机制等一些重要的制度设置上已远远落后于实际发展的需要。一些层层下达，处处宣讲，要求人人学习的“中央文件”，不少都是“公开的秘密”。
对于国家机密文件，谁才有权决定是否公开、公开多少以及什么时候公开呢？不应是行政机关，也不应是司法机关，而应是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机关，即由立法机关运用立法权，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和《保密法》。行政机构只是执行者，只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某些行政机关往往把信息公开权看成是由自己行使的权力。
文章指出，知情权作为一种政治权利，是公民行使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结社、出版等自由和选举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的基础。必须认识到，公民的知情权不是洪水猛兽。公开和保密之间应该有清晰的分界，然而，是什么阻碍了分界的确定呢？与其说是技术上不能正确界定保密的范围，不如说制度和工作作风才是造成大量政府信息不能公开的重要原因。信息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公开与不公开的背后，其实也存在利益的博弈。所谓修改《保密法》，笔者以为，最根本的就是科学界定公开与保密之间的关系，协调公开和保密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冲突和矛盾。
一部法律要制定出来，首先就应该扫除障碍，否则寸步难行。如果说《政府信息公开法》是政府信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先锋和破冰者，那么，现在所做的修改《保密法》的工作，就是为《政府信息公开法》作外部制度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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