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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认为矿难频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蔡力峰：非法煤矿屡禁不止，矿难事故频繁发生，一个症结就是一些党政干部参股分红，从中兴风作浪，充当保护伞。
这是记者两年前与娄底市委书记蔡力峰的一段对答。
是时，蔡力峰刚由益阳市市长调任娄底书记，上任伊始，娄底发生矿难，矿工聂清文和16名工友遇难，并留下了一顶写有遗言的安全帽：“骨肉亲情难分舍”。
蔡力峰为此落泪。此后两年，他掀起了一场治煤风暴，将整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官煤勾结”。一名官员评论说，娄底的这场“治煤风暴”，可以说是上级有关精神和决心的一个缩影，这也说明了落实中央精神就得靠真抓实干。
两年过去了，娄底的“治煤风暴”进展如何？本报记者再访蔡力峰，并对娄底的治理进行了调查。
治煤风暴
调任娄底，蔡力峰时年53岁，他曾这样揣度：上级让我来，也许是考虑我年龄已大，不会顾及仕途而患得患失，可以放开手脚来干？
娄底，这个别号“江南煤海”的地级市，是湖南煤炭储量首屈一指的地方，境内已探明煤炭储量11.65亿吨，全市92个乡镇中有49个产煤，每天6万矿工下井作业。
但这里的安全形势，也已到了空前严峻的地步——1993年至2002年，平均每21天就发生一起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每152天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当地一位人士形容：那时瓦斯爆炸就像“放鞭炮一样”——“这里一下子，那里一下子”。
记者：安全形势那么严峻，您最初如何发现“官煤勾结”是矿难的主要症结？
蔡力峰：为什么有些煤矿一而再、再而三出现问题，却每次都能顺利过关？还有就是非法滥采滥挖，为什么花了很多气力，却是边治边反弹，调查研究后就发现：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煤矿老板后面有权力之手。群众举报、暗访、再加上案件查处，官煤勾结的严酷现实，在调查之后浮出了水面。
记者：发现这种现象后，你意外吗？
蔡力峰：不意外。官煤勾结作为一种腐败现象，作为一种权力变异、公权腐败，并不仅在煤炭里独有，为什么在组织人事方面有买官卖官？在其他领域有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一样的道理。
记者：根据你的调查和了解，官煤勾结现象规模多大，有哪些形式？
蔡力峰：官员参股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这个很难说清。但它的形式比较多。一种是名副其实的投资；第二种形式叫“入干股”，实际上没拿钱，就是把权力货币化，凭借权力享受报酬；第三种形式就是权钱交易；第四种形式，就是跟老板达成默契，可能回报的不一定是票子，具体什么就很难说了。
在他主持下，市委市政府通过了整治“官煤勾结”的举措。同时，作为一个异地调任的“一把手”，蔡力峰的做法深具中国味道。他的举动之一是换人。
胡旭曦，1996年由益阳市检察院调来娄底市检察院。2000年开始担任娄底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这位同样出自益阳的干部，成为蔡力峰打击“官煤勾结”思路的直接践行者。又如胡旭曦的老部下——时任娄底市反贪局副局长的施健鑫，被调任娄底下属的涟源市检察院担任检察长等等。这样，市委意图举措与干部队伍形成了一个有战斗力的组合。
县级市涟源集中了娄底约三分之二的煤矿，这里成为打击“官煤勾结”的主战场。
不少矿主都清楚地记得：在一次大会上，胡旭曦声色俱厉：“谁要是弄出事故让我不好过，我就让他不好过！”
蔡力峰更是在党政干部大会上公开宣称：对那些涉及煤矿腐败的干部，要“名声上搞臭、经济上搞穷、惩处上搞怕” ，这句恶狠狠的话，后来成为一句名言，在娄底广为流传。
此后，娄底市宣布：一经查实政府官员在煤矿中参股分红者，立即辞退；收受贿赂者，从重处理。“对于官员来说，查处主要是在政治上宣判死刑，这个很有威慑力。”当地的一位干部说。
2004年9月，该市又出台了《关于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追究的若干规定》，只要乡镇辖区内发现1处非法煤矿生产，或者年内发生1起重大死亡责任事故的，乡镇分管负责人就地免职。如果超过一起，则一把手就地免职，并予以处分。
在这样双管齐下的整顿后，2002年，娄底全市因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244人，煤矿生产发生重特大事故6起；到了2003年，这两个数字变为165人、2起；2004年又下降为156人、2起，2005年1至8月，死亡80人，发生重特大事故1起。
而这些数字下降背后，是娄底对“官煤勾结”的大力查处：2003—2004年，该市共立案查处领导干部煤矿入股分红案63件，涉案金额1191.5万元，3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移送司法机关7人。
记者：您曾说过自己面对的是一张“网”，您觉得自己跟这张网是一种什么关系？能够完全置身其外吗？
蔡力峰：掌握权力的人都要注意，不要被它网住。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为人民服务、做很多事情，对于各种诱惑和腐蚀，关键还是在于要保持先进性，拒腐蚀永不沾。诱惑哪里没有？社会现实大家都知道，灯红酒绿。阴暗的东西、灰色的东西还是有。
2004年7月26日，涟源市安平镇银广石煤矿发生特大安全事故，16人死亡。湖南省派出20人的调查组进驻。蔡力峰表示：请调查组从他查起，一捅到底。
谁也没料到，这样一个案子，竟然搅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案件的基本情况很快查实，矿管、煤炭等主管部门负责人与此事“有染”，随即被检察院调查。
矿主随后花10万元重金，从北京请律师为涉案官员辩护。这时，证人和被告也全部翻供。
一位干警在审讯过程中，踢了某矿主一脚。后来该矿主因病逝世后，此事很快被演变为“检察院刑讯逼供、致人死命、无人问津”，并告到了中央。
施健鑫后来一直庆幸，在踢人事件后，当即作了法医鉴定，结论是“轻微伤”，后来又赶在第一时间从医院提取了全部病历，这才掌握了主动。
此事最后一直闹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才得以定论，2005年5月，案件宣判，矿管局和煤炭局各有一位主要领导被判刑。
“幸亏娄底和涟源市委、市政府都很支持我们。”施健鑫对此感慨不已，“更多时候，这已经成为一种智商和决心的较量。”
一位办案人员介绍：他们查处一个主管职能部门领导，仅他一人便牵涉到来自40多个矿主的非法利益，可见牵涉面之广。
一位矿主曾这样说，“两件事最心疼：一是用刀子在身上割肉，二是白白把钱送人。”这句话，给蔡力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在“投资“官员身上时，这些矿主们无疑是抓住一切机会，也不惜血本的，就在“三八妇女节”那天，涟源检察院的干警们，就遇到了一桩怪事，一位副检察长慰问宴请单位女同事，饭后离席，账已经结了，一问才知道：是一位矿主偷偷付了钱。
在娄底，很多人都猜测：大矿主每天的进账10万元以上，以一个设备简陋的煤矿生产10万吨煤为例，毛利润可达1000万元。这无疑是惊人的暴利。
娄底的大矿主邓建辉曾被依法没收500万元，他随手签下名字，那副“满不在乎的表情”，曾让执法人员心里五味杂陈。
一边是矿主们日进斗金，另一边则是大部分官员的月收入仅为数千元。这中间的诱惑在一些人身上因此显得很难抵抗。
一位当地知情人透露：以前在娄底，办齐煤矿开工的一套证照，“价格”是七八十万，好一些的煤矿是100万。有专门的中间人充当“代理”。他们多为社会闲散人员，在大量外地矿主进入投资的时候，只要把钱给到他们手中，“就可以办妥一切”。
而部分相关的公职人员，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往往相当于“兼职代理人”，或者不同环节上的“代理人”。
矿井的“准生证”环节，是“官煤勾结”最主要的寻租空间。当地一位人士透露，采矿许可证由地质矿产资源管理局核发，煤炭生产许可证由煤炭局核发，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矿长资格证由煤炭安全监察局核发，营业执照由工商管理局核发。除了营业执照由当地核发外，其他四证最终的核准权都在省级部门，但省级部门核准的依据正是各乡镇、县、市的建议。
当地一位官员认为，要铲除“官煤勾结”，在制度安排上需要全面来考虑。
大案的启示
记者：两年的整治后，娄底又查出了一起“官煤勾结”的大案，您觉得原因有哪些？
蔡力峰：为什么诸多惨痛事故吸取教训后，还有这么多干部以身试法？这说明惩治官煤勾结是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现实是多元的、非常复杂的，无论什么事情，一蹴而就不可能，权钱交易、官煤勾结，我认为它作为一种社会现实，最终还是利益驱动。那么多贪官，为什么明明知道贪污那么多钱要掉脑袋，明明在打击还要贪呢？都是一个道理。贪婪使人变成魔鬼。
2005年9月，正是中央4部委下令清查“官员入股煤矿”之时，娄底市经过半年的缜密调查，又揪出了一起大案，全国为之侧目。
娄底市纪委和市公安局联手侦查的这一案件，初步查出32名党政干部、国家工作人员在新化支华等3家煤矿参股总额159.5万元，共分得红利93.25万元。这32人中，有副县长、乡镇书记、镇长、税务部门干部、煤炭局长、安监局长、矿管局长、公安民警等，差不多涵盖了所有征管部门。
蔡力峰告诉本报记者，这起大案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从党政机关领导，到执法人员，再到有关主管职能部门，甚至包括公安，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全部都有股份，在以前发生的案件里，还没有过。
这也是娄底清查出的首起牵涉到副处级官员的案件。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煤矿一年多时间发生6起安全事故共死亡6人，矿老板康建国不但没受到处罚，反而步步高升，获得“光环”，在关键时刻，“总是有人帮他说话”。
康建国后来甚至被任命为镇安监员，2004年被评为“省劳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5年，镇里又极力推荐他为“全国劳模”，愤怒的村民后来到省总工会告状，总工会因此将其材料退回复议。
蔡力峰分析，这一案件中，老板直接给官员、公职人员送钱送礼，官员则把他吸收为公职人员，帮助他承包矿山，甚至还戴上劳模的帽子，这种权力的庇护与金钱的互动，可以说演绎出了一个完整的版本。
事实上，通过这一大案，娄底已发现“官煤勾结”现象有进一步转入“地下”的趋势。
“他们也开始讲‘安全生产’了。”一位检察官告诉本报记者，新化大案中，32个股东，无一以自己名分直接入股。当地的工商注册登记无法查到其详细状况。他们的股份都集中在矿主康建国个人名下。康建国按照煤矿利润，每年给他们按比例分红。
而更为直接的是，有的官员在暴利的诱惑下，已经不满足于入股分红，而是直接个人办矿，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往往聘任他人作矿长，负责煤矿日常经营，而本人则充当“后台老板”。
效果的评价
记者：您对这两年的效果如何评价？
蔡力峰：还是大有改观。娄底市查处的官煤勾结有60多人了，现在整个煤矿的生产秩序有很大改善。涟源是煤矿事故的多发区，去年下半年以来安全状况有很大改善。今年以来还没有发生大的事故。
记者：在您这几年的整治过程中，有多少干部是在警示下主动退出股份的？或者用当地话说，有多大比例是自己洗手洗澡？
蔡力峰：洗手洗澡的没有具体统计，我们也有义务为人家保密，信息我们当然掌握，但是不是很彻底，坦率讲有难度。这种入股极具隐蔽性，矿山老板和干部的同盟，是不会显山露水的。对于参股、收钱等等，都希望已经结成的利益共同体能够天长地久，谁也不希望破坏，都希望在今后进一步获得更大利益，这就给惩治带来很大困难。
记者：中央4部委此次联合发文，目前公布的数字是497人登记撤资了。
蔡力峰：这就反证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央要求9月22日退股响应者寥寥无几？除了刚才讲的金钱诱惑、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参股分红、干部和矿主结成的利益纽带，绝不愿意轻易放弃的。
记者：有媒体曾报道说，您讲过“要打击的人正是要依靠的人”，有这句话吗？
蔡力峰：不是这样的，那是把我的话记错了。我需要依靠的人当中，有极少数已经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也成了我要打击的人。但要是“洪洞县里没好人”那还得了？我们不成了孤家寡人了？绝大多数干部还是好的，为什么30多个人的大案我们都能查出来？如果都陷进去了怎么可能查呢？
记者：在这场斗争中您的感觉是愈挫愈勇吗？还是有时会觉得：有点像唐吉诃德，独自面对庞大的风车？
蔡力峰：不是唱高调，没有。娄底来讲对打击官煤勾结早已形成了共识，特别是这次国务院决定一下，给我们加了油鼓了劲。
记者：觉得压力大吗？
蔡力峰：我没有感到蛮多压力。上级安排我主政娄底，我就要对娄底的人民大众负责、对娄底的发展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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