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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所大学设在何处？一直是专家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2002年9月28日《天津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条重要新闻，披露了一条鲜为人知的史实:天津大学近日发现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上光绪皇帝奏折和清光绪皇帝的批复。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充分说明，北洋大学堂，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学，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至此，中国第一所大学设在何处的争论宣告结束。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关于批准设立高等学府的政府性文件。
北洋大学堂诞生于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一时间，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潮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曾经支持过主战派的光绪皇帝在洋枪洋炮的开导下，特别是受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的影响，再加上对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和身处逆境的不满，促使他寻找一条要求变法维新，自立图强的道路。天津是中国北方维新变法的重要基地，相当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积极响应维新变法，并努力付诸实践。北洋大学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盛宣怀，这位鼎力协助李鸿章在天津发展洋务运动的实业派，是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人。他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感到“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1892年盛宣怀上任津海关道后，就开始筹备办学。三年后，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他向李鸿章禀请具奏。由于李鸿章调入内阁办事，盛宣怀又于1895年9月19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一日)通过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昭上奏光绪皇帝，设立一所新式学堂。1895年10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光绪皇帝在奏折上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正式创建，校址在天津大营门外的梁家园。第二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
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由盛宣怀亲自任督办兼名誉校长，他以“科教救国，实业兴邦”为宗旨，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出任总教习。生于美国又在柏林大学获神学硕士学位的丁家立，由于对西方大学的熟知，再加上他于1886年在天津英租界创办了一所不带宗教色彩的“中西书院”，在社会上获得一定声誉，盛宣怀对他倍加赏识。北洋大学堂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进行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学制规划，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办学目标。
创建之初，设立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分级设学之始。头等学堂即大学本科，学制四年，分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有20余门课程，专业课分五个专业：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共30余门课程。
二等学堂“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公立中学堂”。该学堂招收13至15岁学生入学，修业年限为四年，主要课程有：英文、数学、朗读、各国史鉴、地舆学、格物书、平面量地法等20余门课程。
学生来源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招收，任课教师多为中外硕学鸿儒，尤以美、日、英、法、德、俄学者任主课，教材也多采用外文原版。此外，北洋大学堂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保证能够实现培养高层科学人才的目的。由于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当时北洋大学与哈佛、耶鲁相伯仲，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因而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北洋大学从1885年至1911年共有毕业或肄业生518人，其中资送出国52人(不包括自费留学生)。该校为我国近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奠基的专家学者，他们多为国家社会所倚重，对采矿、冶金、土木、水利、机械工程、铁路交通、财政金融、政法、外交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五四”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马千里，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著名诗人徐志摩等，都是北洋大学的毕业生。
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不仅推动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的产生，为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更重要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中国延续长达一千多年封建教育的历史，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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