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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晚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发展委员会的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笑容满面，原因是《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评选他为2005年度亚洲最佳财长，这是继今年6月份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银行家》之后，国外权威财经媒体第二次将这一荣誉授予中国财长，上一次的得奖者也是金人庆。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年会期间，作为其年会例报的《新兴市场》(由世界级金融传媒机构——欧洲货币机构投资公司出版，是一份极具权威的财经媒体)都会评选当年的“亚洲最佳财长”。这一奖项是根据投资银行及分析员的投票而选出的，评选课题包括经济记录、扭转恶劣情况的能力以及创下目标的能力等等。
很显然，这一奖项带着世界级敬意，折射了中国在全球财经舞台上的活跃程度，更是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的一个评价。
《新兴市场》主编威廉·古德哈特在颁奖仪式上说：“中国在宏观调控中的的坚定决心和努力，赢得了全世界的感激和赞扬。”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在7月就收到《新兴市场》关于“亚洲最佳财长”候选人的投票表格，虽然候选人名单上还有泰国、印度的财长，但他还是表示，“相信一个职业分析师不能不关注今年中国在宏观调控以及汇率问题上的丝毫举动。”
从积极到稳健
金人庆被外电誉为当今中国的“数字大脑”。
40年的财税职业生涯磨砺出他的严谨，财技手法长于收放自如，宛若在数字森林中踱步的诗人，这位来自苏州的江南才子开怀大笑的时候，控制的力量依然浸润在他温和的气质之中。
2005年，对金人庆来说，是格外繁忙的一年。
2月，应邀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西方7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6月初，又赴伦敦与8国集团财长等举行对话会。
亚欧财长会之后，7月初金人庆以中国政府对亚行的窗口单位负责人身份主持大湄公河地区领导人会议；10月他还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起，主持在中国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在金人庆很多繁忙活动的背后，有一个词汇：“宏观调控”。
2003年后，中国针对经济过热的苗头，要适度降温，财政政策同土地、信贷、产业政策这些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极具有威力的调节手段”，于是开始逐渐发挥威力。将积极的(扩张的)财政政策转变为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农业增长加快，国内消费上升，政策出台，效应明显。
“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些年，形成了不少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财政政策转型无疑是断了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后路。”财政部财科所的专家认为，财政政策转型固然有宏观经济大形势的需要，但是其中不乏财政部领导的勇气。
“悲壮”的税官
被众多媒体所引用的细节是这样描述的：
1999年元旦，北京华灯初上，万紫千红，国家税务总局值班室却与新年远隔千里。金人庆守候在这里，记录各地报来的数据，没有多的一句话。当最后一元税款进入国库的时候，一向内敛的金人庆泪水夺眶而出。
1998年是金人庆官场生涯中最需要付出勇气的一年，调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正值亚洲金融风暴汹涌，他说：“我当了一辈子官，大概只有那一年我对做官艰难的感受最深刻。”
金人庆走马上任，磨刀砍柴，先后在浙江、北京、四川分片召集了由各个地区的国、地税局长参加的座谈会，之后，在北京宽沟召集了由理论界和国内顶尖专家学者和税务系统的几位司、局长参加的座谈会，探讨中国经济的走势、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税收工作面临的任务。
当时中央的政策是，“针对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中央决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筹积更多的资金，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这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措施。”
号令之下，金人庆说：“我本人和税务部门的全体同志的确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和挑战。”
金人庆曾经在《学习时报》上回忆他就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第一年，“新一届政府刚刚组建。在需求不足、呈现通货紧缩趋势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下达的当年税收增收1000亿元的任务，税务部门付出的艰辛和体味的甘甜，真可以写成一部颇有些悲壮色彩的史书。”
基层十年磨剑
如今处在全球关注目光下的金人庆，细观其履历，不难发现其中充满着艰辛与奋斗。
1962年9月，考进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金人庆在兴奋地面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的同时，“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18岁的他肯定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会经历四清运动、目睹“文化大革命”，而且最终他能参与推动中国改革。
当时中财院60级为干训生，1961年因自然灾害停招，62级实际上是中财招收的第一届大学本科生，也是建国以来最难考的一届。
已经70多岁的王佩真教授回忆，当时的学生生活非常清苦，70%的同学靠国家每月12元左右的助学金生活，校园里清一色的补丁衣服，宿舍里没有开水瓶，只有用大铁壶打开水，常常喝凉开水。金人庆是班上的学习委员。
临近毕业论文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很快就停了课，只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文革”直接影响到金人庆所在的62级毕业学生的分配，毕业方案历经波折。随着工宣队、军宣队的进驻，反反复复七八次的分配方案最终在“砸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方针指引下，彻底转为“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
1966年全国进入无序状态后，本应早就离开学校的金人庆和他的部分同学，于是不得不继续呆在学校里。直到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求，给本应在1966年7月参加工作拿工资的同学们发见习工资，金人庆才在学校领到了自己的第一笔工资。
1968年，金人庆终于可以工作了。他拿着报到通知单来到云南永胜县粮食局。此后的近10年时间，金人庆养过猪、扛过粮包、当过粮店会计。
“文革”结束后，政府工作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让知识分子归队”等系列措施下，金人庆的人生获得转机，从县粮食局副局长、县财贸办副主任、财贸党委副书记，到1980年至1983年间，金人庆从县委常委逐步升迁为县长，之后调任云南省丽江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
从计划到市场，整个社会都经历了一场巨变。金人庆由于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他非常清楚中国的国情，工作非常踏实，带着实在的业绩，开始逐渐步入高级领导干部行列。
在金人庆任云南省副省长的6年间，他扶持起云南的烟草行业，不是以简单的减税、拨款方式，而是运用多种调节手段，促进了云南经济的快速发展。
1991年9月，金人庆重回北京，出任财政部副部长。4年之后，又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数月之后，金人庆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1997年12月他又当选为北京市委常委、副书记。1998年4月，金人庆再次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3个月后，调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2003年1月，金人庆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当着摄像机镜头展示了自己的工资条，上面清楚地列举纳税额为190.5元，他领导下的税务系统通过同“跑、冒、滴、漏”做斗争，2002年的税收成果达1.7万亿，增长12%之多。
人生的舞台就是这样，应该说，中国这40年的风风雨雨也印记在金人庆身上。
1968年底蜗居于云南边陲小镇的金人庆能否想到，2005年他会以中国财长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领受大奖？基层、面向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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