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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上来便谦虚地说自己准备不足，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极具个人魅力的发言还是成为2005中国市长论坛最大的亮点。因为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发展、节约和效益，所有与会的市长们都清一色地选择了衬衫和T恤，显得轻松而又得体，王岐山也不例外。
与印象中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王岐山有所不同的是，这位曾经在“非典”危机中叱咤风云、又在备受瞩目的奥运筹备中勇挑重担的北京市市长少了些许锋芒，谈笑之间，更像是一位亲切的朋友在和你侃大山，而侃侃而谈的话题却关乎到城市发展、建设和节约等重要话题。从中，人们或可了解到一名市长的所思、所做以及所为。
节约 体现科学发展观
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关键问题在于为谁发展，怎么发展。王岐山开门见山便说：“我认为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和现在讲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适时而且是正确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但城乡、区域、行业之间、人群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由此王岐山认为，科学发展观不应该成为一个口号，每个市长都应该认真想想为什么要提出以人为本、全面、持续、可协调的发展观。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目前中国不少地区的发展都依赖于土地加信贷这种模式，而去年的宏观调控将这两个闸门关闭了。王岐山认为，为摆脱这种困境，就要求进行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从外延到内涵，从粗放到集约。
谈到节约，王岐山首先从自己身边的事说开来。“我们办公室27.2度，我说怎么这么热啊，为什么啊？没开空调，因为节约，政府要带头。”为了节约用电，在夏季用电高峰的时候，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都关闭了景观灯。但是节约是不是就意味着关闭景观灯呢？对于这个问题，在肯定了保证百姓生活用电重要性的同时，王岐山也指出：“这点电算什么，能节约多少？修它是为什么，亮起来嘛！”王岐山肯定了节约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也指出像关闭景观灯这种方式省出来的电是非常有限的，节约的重点要放在一些大型工程建设上，要放在转变企业生产方式和理念上，要本着科学的发展观。为此，他举了德国的例子。“我去年去了一趟奔驰厂，给我刺激挺大，德国的节水从小学课本就开始讲，德国的植被比我们好多了，人均水资源比我们高多了，人均土地比我们也多多了，可是我发现奔驰厂总部一共只有2.5平方公里，出70万辆奔驰车！没有阔气的门脸儿，也没留首长视察线。”
借鉴德国奔驰厂的经验，王岐山要求新成立的首钢冷轧厂在用地、用水方面统统按照世界水平。另外不要在厂子里搞生活区，更不要在厂子里搞办公楼。“这个厂就应该是一个车间!”王岐山说。
“所以节约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意识，不应该简单地作为一个口号”。王岐山说，“科学发展观是在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存量问题上，余地很大，有广阔的空间。”
发展 坚持城乡统筹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离不开人家还烦人家，公理何在？”王岐山的话掷地有声。然而，王岐山也坦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入给城市人口、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中央给我们(北京市)批的2020年的人口规划是1800万人。现在北京的户籍人口1130多万，半年以内的流动人口380万，但这个数字又不能完全相信，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三个月的、一个月的、瞬间的，市长管理和服务的对象到底是多少人，说不清。”
管理的难度不仅仅体现在数量的统计上，更重要的是，人口的素质的差异很大。从文盲到有可能得诺贝尔奖金的，同居一城。有的地方楼上是白领，楼下就是来城里找工作的。面对城市发展既要鼓励农民进城又要使人口资源合理的两难境地，王岐山强调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在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上下功夫，他说：“城市发展的定位要清楚，兴什么事儿就引什么人来。”
农民宅基地要不要动？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像很多市长一样，王岐山也越来越感到一个问题：土地资源的紧缺。由于粮食耕地不能动，近期发展中，一些城市已经开始“琢磨”农民的宅基地了。很多专家都写文章说中国的地有很大潜力，如果把农民宅基地按照城市的标准“摞”起来多好。然而从80年代就开始研究“三农”问题的王岐山对动农民宅基地深表担心和忧虑。王岐山认为现阶段由于农村的基础教育还很薄弱，简单的让农民“上楼”，问题会有很多。
他举了一个例子：北京为了修建四环、五环，每人补偿三万元已经让四环、五环两边的一些农民“上楼”了，然而基础设施没有给人家接上，农民上了楼非常不习惯，没有稳定的就业，没有稳定的社保，更谈不上医保，农民原来有一个院子可以在院子里种点什么，原来什么都不花钱，现在还要跟他收电梯费、物业费，农民说绝对不交。在禽流感期间，更发现很多农民在高层楼房的阳台上养鸡养鸭。所以王岐山说：“让农民这种‘上楼’可要小心，要是把那块宅基地再琢磨了？”王岐山停了一下，最后说：“我最近一直在衡量，没有下决心。”
王岐山认为，让农民“上楼”并不是城市化。“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城里人绝对不是住楼房和住平房的问题，一个农民要变成城里人是要经历很长时间的。”他说。
管理 政府职能要转变
王岐山说：“我们市长的职能包括发展、改革、建设、管理，然而我有一个观点，一个城市的城市建设、发展是相对的，只要这个城市在，管理就是永恒的。”他用四个“第一位”明确表示了作为北京市长的职能所在：“稳定安全是第一位的；服务好党中央是第一位的；服务好市民是第一位的；创造市场环境是第一位的。”
安全 离不开科学发展观
王岐山表示，无论是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还是因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安全在北京都显得格外重要。而保证安全一样离不开科学的发展观。
2004年年初的密云踩踏事件使得北京重新审视、排查安全隐患。王岐山举了一个排查中的例子来说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他说：“通州区长在排查中发现解放军的油库按照法律规定的距离和宿舍楼离得太近了，让我和军队谈判，让军队迁走油库。我就问他是先有油库的还是先有宿舍楼的，结果是先有油库的。建这片宿舍楼的时候怎么不想想，现在一量，距离太近，才觉得危险。那就拆宿舍楼吧，可是要拆这片房子谈何容易啊，太难了，需要大笔的钱。于是我说对不起，区长同志，你就看着吧，24小时看着这个油库，一有动静赶紧撤老百姓。”“与此类似的例子在北京找出来好几个地方”，王岐山说，“所以我个人领会科学发展观了不得。”
数目字管理任重而道远
面对城市管理的种种难题，王岐山想起了《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说的“实行数目字管理，中国就现代化了”。王岐山在80年代初闻这种观点的时候还颇为惊异，但是“这么多年不同的工作岗位、领域、地域，令我深深感受到我们的数目字管理差得太远，如果我们都不能做到定量，数据的真实性超出一定范围，实际是要对决策产生质的影响的。”王岐山说。
王岐山拿经济普查举例，最新汇总的数据有比较多的更新，因为基础工作的问题和所有问题都连着，所以其他的相关数据就都得变，对全国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形势判断就都需要改变，当然，决策也要改变。
王岐山说：“我感受到基础、基层、部门的工作，在影响着我们、困扰着我们。有好多工作一错都得重来。我们应该保持数据信息的统一性、要引进世界先进的计算机和各种软件，实现资源共享。”
“围绕着城市管理，就看得出我们的体制和发展过程，为什么说既是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呢。”王岐山意味深长地说。
部门职能要合理划分
现在城市的发展很快，但所谓的城市发展并不只是城区的发展，还包括郊区、农村的发展。现在城市里的绿化归园林局管，农村的归林业局管，“绿化的事儿、草坪的事儿，市里的、郊区的，分不清最后找谁？这个事儿又不太费劲，只要说通了，合并了就好了。我今年下半年准备把林业局和我们的园林局合并了。”王岐山表示。
再比如，美国的急救电话911，谁都能记住。而我们的急救车有两个号，120和999，分别属于卫生局的和红十字会，两个不同的部门还竞争！“这个也竞争啊？这是急救车啊！”王岐山说，“现在市民投诉有投诉的电话，食品安全也有食品安全的电话，非典的时候有人提出来是不是统一有一个号以便市民求助和危机受理，但整合一个总号码十分困难。将来办奥运，外国人怎么打救急电话，这确实是个问题。”
政府要着力做好基础工作
在谈到水价时，王岐山强调了政府基础、基层工作的重要性。他说为了转变北京的水价不到位、价格机制不能起到作用的局面时，北京也曾经想过要实行梯级水价，但最后一刻还是撤销了。王岐山解释说，不是梯级水价不科学，而是实在难以操作和执行。首先现在的水表不行，现在很多不是一户一表。结果就导致分表和总表对不上，弄得街坊邻居不和谐。而且有的人只要在铁心的水表下面放一块吸铁石水表就不转了，听说这种表还有卖的，并且没有单位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整个北京市只有400名查表工，查表都查不过来，梯级水价目前在北京不具备可操作性。
王岐山坦言，其实最节水的是居民。起码居民不能容忍自己家的水龙头漏水不去修。而在机关、事业单位却不是这样。机关、事业单位的用水量是居民用水量的3倍。“所以说不要为难居民，另外我们也没有本事为难人家，你根本查不过来水表啊。所以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的基础和基层工作做得不到位，我们有些改革出不了台，出了台最后也办不到。”
说到城市基础设施价格的时候，王岐山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配置资源要起基础性作用，结果基础的一些资源价格是扭曲的。”北京是现在还保持着月票的城市。“现在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要开奥运会了，这样实在太不像样了，广州都是一卡了，上海也一卡了，我们实在应该学习他们，但这个事情拿起来又放下了。”王岐山说。为什么呢？因为要考虑学生的利益、要综合考虑地铁票等诸多问题。但是王岐山还是表示了决心：“现在我们正在下决心，今年再不动，明年更不能动了，但是怎么下决心，既得利益怎么保护，怎样既能维持稳定，同时又可以把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扭转过来。”
依法治市政府不能包办一切
有的外国人批评中国的上访多，王岐山就反驳说：“按依法治市、依法治国的理念，这些到政府、党委、各机关上访的人原本应该到法院去，把这些人和上法院的人加起来，和外国相同发展时期比较，其实我们的也不算多。”反过来我们不禁要想：本来应该去法院的人跑到政府来，为什么？政府包办一切。王岐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你(政府)抓着权力不放，你不转变职能啊，党让你转变你死活不转，抱着权力和利益不放，该干的事儿不干，现在我们的职能转了一部分，但远远不够。”
“现在所有的委办局养了多少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现在都是有政府权力的，他们代替了市场的中介活动，这样一来阻断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组织和创新能力。而现代化恰恰就是组织和制度创新的过程。”
“我现在也在力求改变自己，也争取说服和改变我们的同事和我们的委办局。”王岐山说，“但是我发现还是挺难的，让谁放弃一条，转变一条都挺难。”
尽管困难重重，王岐山最后还是表示：“我们要按着中央的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点滴做起，不要一步‘四’个脚印。”(本文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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