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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美之间开展了智库安全对话，高层对话的频率也在加快，这对两国消除战略误判、增信释疑是有助益的。
文章称，今年10月，美国财长斯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先后访华，美国总统布什也将于11月访华；其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访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显得极为频繁。与此同时，美国内部有关“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的讨论和研判也空前热烈，显示出美国社会在看待中国时的一种矛盾心态。
文章说，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是一种战略敌视、对抗和相互隔绝的关系。1972年至1989年，中美之间形成了某种战略合作关系，但彼此的结构性矛盾仍大量存在。冷战后，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多元、不确定和迷茫的特征。一方面，双方的利益交集点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双方的结构性矛盾在增加，有些矛盾出现了激化的可能。
文章分析称，中美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如何彼此对视和互动。近年来，美国学界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出现了完全相反的两种意见。一为“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加紧全球扩张，在军事上打破地区平衡，已对美形成一种战后德日崛起式的挑战。二为“中国和平论”或“中国机遇论”，认为中国无意全面对抗美国，如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强大伙伴，中国的崛起就不会构成问题。中国的经济成长对世界经济有利，经济全球化给西方世界提供了唯一的机会。上述看法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矛盾的战略焦虑与期待。
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的现象以及“假想敌”预言自动实现的现象的确存在。所以，国家对视的态度是很重要的。近年来，中美之间开展了智库安全对话，高层对话的频率也在加快，这对两国消除战略误判、增信释疑是有助益的。既然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就必须以冷静和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任何煽情的举动于事无补，只会毒化国家间的气氛。
从现实看，中国的中期发展目标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对经济高速成长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国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内向和自律色彩，也是一种全球视角下的自觉选择。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心是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的国际环境，这种追求对美国的核心利益不构成挑战。如果美国不挑战中国在国家统一上的核心利益，中美之间就不存在重大的战略冲突点。中美两国在30多年的交往中已经发展出一种深入双方社会肌体的关系，商品、资本、人员、技术等的对流量相当大了，以至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相互依赖或战略依赖。关系的深化导致磨擦点增多，同时，双方都难以承受关系破裂的代价。因此，未来中美之间，吵架或许难以避免，但依靠对话、谈判和互让来解决问题，应是双方的共识。
文章称，有评论说，美国对华战略正从“接触加遏制”演化为“融合加牵制”。此论反映出两个背景：一是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二是中美之间相当深化的双边关系。中国的发展主要是由中国的内部因素决定，因此，“遏制”等外部因素起不了决定性作用，“遏制”化为“牵制”，多少含有一点无奈的情绪。对于政治家而言，最基本的智慧应是不阻挡必然发生的事情。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应持这样的态度。对中国来说，在发展的途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普世之德、知世之智、自知之明，一心一意沉潜奋发地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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