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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羁押与6个家庭的不幸
1990年11月，因为一起杀人焚尸案，邢台市内丘县南赛乡神头村5名青年被警方逮捕。
直到2001年6月，差不多11年之后，饱受磨难的他们才被放出来。这时，5个人只剩下3个，另外两人已经分别于1991年、1995年在羁押期间死去。
现在，15年过去了，这一事件仍没有结论，被超期羁押的5个人(及其家属)没有收到警方任何形式的道歉或补偿，更不用说是“国家赔偿”。
-血案打破山村宁静
在神头村采访，这是一个被人们反复提及的血腥场面：1990年9月16日(农历七月二十八日)深夜，信用站的侯长生及其次子在家中被人杀死并放火焚尸：侯的尸体被火烧炭化，面目全非，次子浑身是血，头部有明显刀痕。
“一下子死了爷儿俩，家里的房子都被火烧了，房顶都塌了。”2005年9月29日，神头村村口的石桥上，四五个村民压低了声音、你一言我一语地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
邢台市内丘县南赛乡(原和庄乡)神头村，位于内丘县城西21.8公里处，在太行山东麓，村子南、西、北三面环山，一条东西方向的水泥路从中穿过，把一个村分成两半。这是一个仅有1800多人的安静的小山村。
这条水泥路的尽头是村子西部山头，那里坐落着内丘县历史悠久、规模宏伟、盛名于世的一处古代建筑：扁鹊庙。庙内有扁鹊塑像，庙左有扁鹊墓，每年农历三月，八方人士云集祭祀，香火极盛，达月余之久。这是村里一年的节日，只有这时，这个小村子才会显得热闹些。
但1990年9月的一天，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一下子打破了这种久违的平静。
两条人命、杀人焚尸，无论是对于村民还是当地警方，这绝对是一起影响重大的恶性事件。“我们村一直以来还是比较稳定的。杀人放火这种事情以前我们村从来没有发生过，别说在当时，就是现在想起来，我的心还扑腾扑腾的。”郭群生说。
今年52岁的郭群生，当时是该村村委会的成员之一，对村里发生的重大事件比较了解。
郭群生说，当时公安部门非常重视这个案子，专案组前前后后在村子里调查了近两个月，村干部们轮流提供饭菜。“但人家商量案件时，从来都不让我们在场，具体讨论过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
经过近两个月的侦查，公安部门于当年11月6日、7日(农历九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先后从该村拘走犯罪嫌疑人5名，都是20多岁的青年。他们是：郭丰群、宁五申、侯山林、刘振江和郭全林。
-不明不白被关11年
“15年前，我就不接受我儿子杀人的事实。现在，我更加不接受。事实明摆着呢，儿子都被放回来四年多了，有事的话他们才不放人呢。”郭丰群79岁的的老父亲说话时，语气平静而迷茫，目光空洞。
“他们既然办案办错了，怎么就是不肯承认？”他简直是在吼。
这是2005年9月30日的午后，阳光洒在太行山脚下的这个小山村里，温暖而柔软。郭丰群的父亲坐在墙根下，拐杖弃置一旁。他实在不愿意提及因“杀人”而被关了11年的儿子郭丰群，那是他胸口永远的痛。
郭丰群的前妻、现已改嫁他乡的侯迷花，至今仍清楚记得郭丰群被捕那天的场景。
那天，郭丰群和她正在家里吃晚饭，公安局的人叫郭丰群，还对她保证说“只是跟我们去一趟，问几句话就让他回来。”郭丰群饭也没吃完，把碗一搁就出去了。但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11年。
当天晚上同时被警方带走的，还有宁五申。“(农历)九月二十日那晚，是先抓郭丰群，然后又带走宁五申的。村里有人看见了，他们说，把宁五申带出来时，郭丰群已被铐在村口了。”宁五申的哥哥宁根山说。第二天，其他三人也被警方带走。
随后的一段漫长的日子，专案组的人不时地来到他们几个人的家里，变换着不同的地方搜查“证据”，其中宁五申还曾好几次带着手铐带警方回村来取证。
“一次，可能是五申说他把作案时的衣服和凶器扔到村头的一口井里了，公安部门为了取证，专门把井水抽干了，让民警下去找捞，但什么也没发现；还有一次，可能是五申说把作案时的有血迹的衣服埋到山上的一块地里了，公安部门把那块地翻腾了半天也没找到什么东西；而且，我的屋子地下也曾被挖了个大坑，估计也是为了找证据。”宁根山说，他猜想宁五申在里面一定被打得不轻，不然不会乱说“赃物”藏在哪里的。他说，在抓人之前，警察已经在村里调查了近两个月，如果宁五申他们真的杀了人，他们还会在家里等着被捕？
很快，这五个人的家长在给他们送衣物送食品时发现，他们脸上有明显的伤痕。“孩子没犯错，可不能老在里面挨打啊，咱们得抓紧想想办法，向司法部门反映情况，早点救他们出来。”家属们开始四处奔走，申诉、上访。
谁知道，从看守所到村里的路不过40多里，他们五个家庭却为之奔走了11年。
11年后的2001年6月11日，“犯罪嫌疑人”终于被从看守所放出来“取保候审”。这时，5个人只剩下3个，另外两个已经分别于1991年、1995年在羁押期间死去。
-羁押期间两人死去
“现在我的一只耳朵还听不到声音，两只胳膊仍干不了重活。他们打人打得太狠了。”郭丰群说，尽管从看守所里出来也有4年多了，但之前的11年当中他在羁押期间所受的“拷打”，至今仍然折磨着他。
同样的情况在侯山林身上也有体现。他话语迟钝，精神低迷。“我觉得我哥回来之后，精神一直有问题，脑子明显不够使了，说话也结结巴巴的。以前的他可不是这样。”侯山林的弟弟侯青林说。
侯山林说，11年里，由于家人不停地申诉、上访，内丘司法部门既定不了他们的罪，又不放他们。“他们也害怕被上级部门发现，每次上级领导来看守所检查工作，他们总是把我们几个单独藏到别的屋子里，怕我们喊冤。”
还有比他俩更“冤”的。他们的苦痛和怨恨，至少还可以表达；而另外两人，所有的感受已永远不可能诉说---刘振江、郭全林，分别于1991年、1995年在羁押期间死去。
“在看守所，我们受尽了各式各样的毒打。我觉得振江是被打死的，他死在看守所的监室内。”郭丰群说，刘振江是1991年8月15日从看守所提走的，提审了5天5夜后，刘振江浑身是伤的被放回看守所，不久便死在看守所内。刘振江的哥哥刘小五介绍，他得到刘振江死去的通知，不得不赶紧去把尸体拉回来，因为背着“杀人犯”的罪名，“没有进村，当天直接拉到地里埋了。”“公安部门告诉我，刘振江是病死的，那怎么可能呢？一年前抓进去的时候，他还体壮如牛呢。”刘小五说。
郭全林的死，更加突然。郭全林的三哥郭玉林告诉记者，那是1995年3月14日中午时分，他接到了公安局的通知：“郭全林病死了，现在县医院，赶紧来拉走。”同样是因为背着“杀人犯”的罪名，村里没人去抬，郭玉林和两个哥哥只好借了邻居一辆拖拉机，把尸体从县医院直接拉到地里，埋了。“我看到我弟弟全林的胸部两侧，有明显的血迹，背上也有大块淤血。”郭玉林说。
然而，对于这两个人的死因，他们一直没有明确的证据。两个人的家属现在都很懊悔，“我们当时不懂法，不知道保留证据，根本没想到作法医鉴定。”
-无法弥合的家庭创伤
2002年7月，郭丰群他们的取保候审也被解除。但这仍旧无法弥合这件事对他们以及他们家庭带来的创伤。
这一事件深刻地改变了这5个家庭的命运。他们本人失去了11年的自由甚至生命，而距他们二十公里外的家则整日被愁苦和悲伤笼罩。5个曾经“日子还都过得去”的家庭如今个个都一贫如洗。
11年中，他们5个家庭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悲剧——
郭丰群，1990年案发时24岁，刚结婚1年零8个月。因为这件事，妻子在等了近九年之后，由于生活贫苦，绝望之下，1999年跟他离了婚；
刘振江，1991年死在看守所，案发时28岁。哥哥为了给他“讨回公道”，四处奔走，日渐贫困，“事情没弄成，还把自己影响了。”直到去年，快五十的人了，才倒插门到外村的女方家里；
郭全林，1995年死在看守所，案发时24岁。他哥五个，在家里排行老四。1990年他“出事”之前，他的大哥结婚了，之后全家为了跑他的事，穷尽家里积蓄，还背着“家里有杀人犯”的恶名。15年来，只有二哥倒插门结了婚，今年已经41岁的三哥和31岁的五弟至今仍旧单身；
侯山林，1990年案发时23岁。饱受冤枉之苦、四处求告无门的老父亲，1998年农历三月、扁鹊庙庙会期间，在自家上吊死了。绝望的母亲，因为无法承担家庭的沉重，1999年改嫁隆尧。侯山林的两个弟弟，因为家里穷且“名声不好”，今年分别30岁、25岁，全都没能成婚；
宁五申，1990年案发时他23岁。11年里，妹妹被气疯了，至今神志不清；为了能让他“早点出来”，哥哥宁根山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儿子和女儿上到小学就辍学了，“家里拿不出学费啦，钱都花在上访上了”。
2005年9月29日、30日，记者挨个走访了他们的家庭。大都是同样的处境：几间昏暗窄小的平房，一张炕，一张满是污垢的木桌上杂乱堆放着锅碗等生活必需品，除此别无他物。所有的孩子中，最高学历就是小学毕业，大多早早辍学，出门打工挣零钱以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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