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两名女大学生调查湖北艾滋病村纪实(图)

　　今年7月20日，兰大两名20岁的女大学生带着一颗恐惧却又很善良的心走进了湖北省随州市均川镇——艾滋病感染者占全镇人口1%的小镇。初到当地的她们，时刻能感受到艾滋病的存在：在街上，身边随时会有艾滋病人从身边走过，吃早餐时，也会碰到艾滋病人。恐惧，时刻从心中升起。20天的调查，20天的生活，她们听到了艾滋孤儿纯真的笑声；看到了艾滋病人勤劳的身影；品尝到了艾滋病人做的可口饭菜……终于，恐惧从她们的心中消失了。20天的调查，让她们深切地感受到，艾滋病人的生活和我们正常人是一样的。

　　10月11日，两位女大学生接受了《城市周刊》的专访，她们希望通过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人的生活，消除带有歧视的隔膜。同时，给这些弱势群体一点点的关爱和帮助……

　　一、恐惧 家乡竟有这么多艾滋患者

　　2005年5月的某一天，丁玲的生活和平时没有什么区别，上课——吃饭——休息——上自习。这种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自从她2004年8月进入兰大后就开始了。前几天，班长让同学们报暑假社会实践的项目。这天下午，丁玲想去校图书馆看一看，找些资料。翻了许多报刊杂志都没有线索，干脆明天再来找吧。就在丁玲收拾杂志准备走的时候，她忽然看到了湖北随州几个字，那不是自己的家乡吗？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仔细一看，让丁玲顿时感到眼冒金星，坐都坐不稳了——原来那本杂志上说，湖北随州市均川镇有个全国惟一的乡镇级的“温馨家园”，这个“家园”为该镇几百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提供检查和救治等医疗服务。在这段看似很平淡的话中，丁玲被“几百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几个字刺痛了，“在我的家乡竟然有几百名艾滋病患者，我竟然不知道。太可怕了！”丁玲怀揣着恐惧和害怕仔细地看完了这篇文章后，步履蹒跚地走出了图书馆。那天她打破了自己的生活规律，走出图书馆后便回了宿舍，而后默默地躺在床上思索着，害怕着。直到睡觉时，都没想起来吃饭的环节。

　　第二天一早，心绪仍难平静的丁玲就去找同在兰大的随州老乡周望说这事。这个同样很不了解社会的女孩子也被惊呆了。她不相信很遥远的艾滋病会突然离自己这么近，近到连艾滋病人的呼吸都听得一清二楚。两位女大学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这件事，让丁玲和她的同学们久久难以平静，也成了他们在一起经常讨论的话题。随着讨论的深入，他们恐惧心理减轻了，一种新的想法却又在脑子里升腾了起来：既然艾滋病人离我们那么近，何不利用暑假时间去实地探访、调查一下呢？这一想法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有了初步统一的想法，丁玲和几个同学开始准备了。6月份，学校申报暑期社会调查实践项目的活动开始了。学校一共收到了各个学院申报的200多个实践项目，但大多都是一些暑期下乡支教的实践活动，没有太多的新鲜感。相比之下，丁玲他们的“去湖北随州市均川镇调查艾滋病人生活”的实践项目显得那么另类和大胆。但由于前期准备充分，计划书做得非常详尽，经过校团委的严格审批，他们的立项申请得到了批准。得到这个消息，丁玲激动得好几天没睡好觉，一个“伟大”的计划就要付诸实施了。兴奋过后，丁玲又回到了现实中，项目是批准了，可具体怎么实施，需要多少钱，如何在调查中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健康等等，许多问题又摆在了丁玲面前。

　　钱的问题解决了，艾滋病知识了解了，也该出发了。出发前，许多同学还自发捐赠了衣物，这让她们的行程更加充实了。

　　但是光靠丁玲和周望两个女同学搞这样一次调查，未免显得有些势单力薄，毕竟要去的地方很特殊。为了壮大调查队伍，丁玲又联系了几个在武汉上学的同学。在武汉，一家商场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后，主动捐赠了3000元的物品。“我希望能借报纸将所有支持我们、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人感谢一下，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我们才顺利地完成了这次调查。”言语间，丁玲不时流露出这种感激之情。

　　到了要去均川镇的日子了，丁玲反而变得不安起来。她想了很多假如，假如见不到艾滋病人该怎么办，假如艾滋病人不接受采访该怎么办，假如一不小心……该怎么办，假如……这么多假如让丁玲坐卧不宁。总不能临阵退缩吧，也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7月20日，揣着恐惧，丁玲、周望出发了……

　　二、忐忑 走进均川镇艾滋村

　　对于丁玲一行来说，不管能否成功地调查到中国农村艾滋病人的真实生活，但此去随州市的均川镇对于她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丁玲甚至在心里默默把均川镇和中国艾滋村——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相比较，在得知1%的高感染率时，恐怖感油然而生。

　　没有人能预想到丁玲她们究竟会不会碰到危险，会不会因为这一次调查而不小心感染上艾滋，这一切似乎都是一个未知数。但这种担忧，在丁玲她们的行进中正在一点一点地消除和化解。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随着丁玲一行的镜头，一同去揭开这个艾滋病高发村落感染艾滋病的真实面纱，共同感受想象中“恐怖”的均川镇。

　　卖血，均川镇艾滋劫难的开始

　　距离随州市不足20公里的均川镇是一个并不落后的镇子，按当地人的话来讲，尽管是农村但已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太平农耕生活。然而，在这个不足5万人口的小镇上，却有近500人感染艾滋病，目前约有100多人因艾滋而失去生命，而被怀疑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人还有不少。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闭塞的镇子上缘何有高达1%的感染率呢？丁玲心里充满了疑惑。

　　随着丁玲的采访，我们把时间倒退到14年前。

　　1992年的一天，两个河南人(一对夫妻)来到均川镇，他们慈眉善目地挨家挨户收血，然后再卖到河南去。一场灭顶的灾难正在悄悄降临，而他们却浑然不觉，甚至为卖血换来的钱而沾沾自喜。第一次轻易的卖血尝到了甜头的均川镇人，开始认为这是一个发财置家的门路。随后就有不少人结队去河南卖血，卖血的理由让人听了心酸：盖房子、供孩子上学(比重最大)。其实，在均川镇，人们的观念还是比较传统的，认为身体是父母给的，一般不会拿来做交易的，但家里遇到像孩子上学、盖新房这样的大事，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就只好卖血。

　　看到这里的时候，或许，我们会猜测这群人是怎样被感染的？针头感染是人们最初想到的，但事实恰恰不是，如果是两种不同血型的人，血液在接触后会发生血凝，是抽不到血的。丁玲了解到的情况是：当时，卖血分两种，一种是卖全血，另一种是卖血浆。而正是卖血浆出了问题！凡是卖血的日子里，都会出现这样一组镜头：三间不大的平房里，几个“血头”正在忙碌着，他们不停地从卖血人的身上抽血，又不停地放在一个摇浆机里分离血清和血浆。然后，再把血清回注人体内。这样，假如这些被抽血的人中有一个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那么，使用了这个摇浆机的所有人都会被100%感染。

　　就这样，均川镇人卖血的时间从1992年一直持续到了1996年。感染艾滋的人也是与日俱增。

　　最后的结果是，均川镇凡是卖过血浆的人到后期都被感染了，并相继进入集中发病和死亡高峰期。

　　艾滋病人的“温馨家园”

　　“在我的想象中，均川镇应该是一个很恐怖的小镇子。”

　　原认为这些病人需要隔离，实际上，这些艾滋病人都是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夫妻生活都是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的。夏医生告诉丁玲，这里的人因为夫妻性生活感染的只有20%，而绝大部分是血液感染的，性器官并没有被损坏。当地人有90%以上使用安全套，但还是有极少数人不使用安全套。他们认为，夫妻这么多年都没有感染，不可能现在就会感染。而事实上，实际感染率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高。

　　夏医生告诉丁玲：在均川镇的所有艾滋病感染者中，男性占60%，女性占40%，其中又有百分之十几是通过性传播感染的，实际女性因卖血而感染的只占20%。

　　在“温馨家园”，对于丁玲的采访和拍照，艾滋病患者不约而同地拒绝了，他们不愿意透露更多的信息。“起初，我就觉得均川镇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很恐怖的，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采访时，丁玲回忆起最初见到艾滋患者的印象时这样说。

　　偶见第一个艾滋病人

　　“没想到第一个艾滋病人就这样接触到了，回想起来心里可还真有些害怕。”

　　2005年7月21日，和往常一样，丁玲一行从随州市租车来到了均川镇。因为早上起得太早了，没有顾上吃早饭。在温馨家园的门口有家餐馆，丁玲她们想都没有想就走了进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付钱的时候，老板悄悄地问丁玲：“同学，你不是要采访艾滋病人吗？刚才你吃饭的时候旁边的那个人就是的！”丁玲下意识地怔了一下，老板似乎看出了什么。随后，赶紧解释：“碗筷我都煮过了，不会传染的。吃饭、呼吸都不传染。“谢过老板后，我开始拼命地想我旁边的人是谁，只能隐隐约约地记得是个中年人，喝汤的声音很响，其他的一概没有印象了，甚至连那个人长什么样子都想不起来了。”丁玲的第一次接触艾滋患者就从这时开始。

　　丁玲自己也没有想到：“在均川镇第一个艾滋病人就是这样轻易地接触到了，没有任何的心理防备。当时，心里可还真有点害怕。”就在给我们讲述的时候，她也显出很恐惧的样子。

　　事实上，在均川镇，艾滋病的检查已很普及，当地人也很容易接受。在大中城市做艾滋病检查也很难，但在这里，大部分人都愿意接受检查。如果一旦检查出来，国家会给药，会提供帮助。村民明白这个理。

　　艾滋在均川镇不再是隐私

　　“忽然感到了一些轻松和欣慰，毕竟感染的人群在减小。”

　　其实，让均川镇的每个村民都接受艾滋病这个事实，并且不被歧视，是很难做到的。

　　均川镇的第一批艾滋病检查是以乙肝检查为名进行的，那时，当地的人们对艾滋病患者十分歧视。从1992年卖血到2003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10年间，已经死了很多人，但当时并不知道死亡的原因。时间最短的是从确诊到死亡只有两天。这个人名叫周定军，在广州打工，边打工边治疗。2004年周定军和妻子发病后在农历三月十三回到家中，三月十四送到均川镇中心医院，检查、抢救无效，送回家里，第二天就死了。他们夫妻感情很好，一般来说，卖血时，夫妻中只有一个人(大部分是男性)去卖，但当时，他们是两人一起去卖血的，所以导致两人都感染了。

　　一段时间，随着艾滋病人的确诊和死亡，均川镇的气氛非常紧张。有人说艾滋病人把血注射进猪肉和西瓜里，其实当时当地人并不知道艾滋病这个概念，传说是发人瘟了。

　　丁玲介绍，在得到了“温馨家园”夏医生的帮助后，调查采访进行得顺利了。即使这样，丁玲也要小心翼翼地说着湖北话才容易与那些艾滋病人接触。“在一个村子里，哪家有艾滋病人哪家没有，当地人心里很清楚。时间长了，大家习以为常，在生活中都把艾滋病人当成正常人看待了。在他们看来，艾滋再也不是什么隐私了。正如丁玲在均川镇的村落上的看到的一样，好多墙上都有宣传标语。比如“共同努力、共抗艾滋”、“相互关爱、共享生命”、“蚊虫叮咬不传染艾滋”、“保护艾滋病人隐私”等减少歧视、人文关怀方面的标语。

　　在均川镇，每年登记在册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和患者的数字从04年开始递减。03年开始普查，一年普查两次。一般在地级市以上的防疫站才可以检测，但在均川镇，这里的镇中心医院就可以做相关检测。做病毒检测，检查血液中艾滋病病毒的数量，免费检测,这在全国很少。因为通过性接触传染的比例很少，所以艾滋病扩散的几率现在很小了。在得知这些情况后，丁玲忽然感到了一些轻松。

　　据说，那两个最初去均川镇收血的河南人也因为感染艾滋，早早地就死掉了。

　　三、解冻和艾滋患者“亲密接触”

　　对于丁玲而言，2005年7月26日的那顿午饭必将长久地存留在她的记忆中。

　　那天一大早，温馨家园的夏治华医生就通知丁玲，说要带他们去体验艾滋病人的生活——去一个感染者家中吃午饭。这注定是一顿不寻常的午餐。“终于到了最后的一关了。”丁玲小声地和队员们说着。所有的队员都有点紧张。对于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来说，这真是一个从未有过的特殊经历。“虽然紧张，但很兴奋。”丁玲说。

　　这几天，丁玲经常牙龈出血，所以去艾滋病人家之前，她反复对着镜子把嘴检查了好几遍，还好，没有出血。不过可能是因为紧张过度，在前往艾滋病人家中的路上，丁玲的牙龈终于还是出血了。她的脸一下变得通红，张大了嘴，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根据物理学的观点，风可以加快蒸发，这样血可以快点凝固。

　　快到中午的时候，丁玲一行终于来到了这个艾滋病人家里。这是个特殊的家庭。女主人是个艾滋病患者，她的前夫因为艾滋病去世了，而女主人现在的丈夫却是一个健康人，这个小伙子知道女方是艾滋病人，但还是和她结婚了。他们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并且没有使用安全套，令人惊奇的是，男主人暂时还没有被感染。

　　虽然有病魔缠身，但在丁玲的眼里，这是个幸福的家庭。院子很宽敞，地是水泥地，打扫得很干净。房门上贴着个大大的“喜”字，依然是红红的——夫妻俩结婚不久。夫妻俩坐在调查队员的对面，丈夫显得有些拘束，他不大说话，只是低着头不停地笑。妻子倒是不怕生人：“他对我蛮好的，地里的活不要我碰，我就是洗洗衣服，做做饭，有时候还打打牌，输了他也不说我。”听了妻子的表扬，丈夫显得更加不好意思，头更低了，不过笑得也更灿烂了。

　　午饭开始了。饭菜很丰盛，男主人去市场上买了很多卤菜，还有牛肉和花生米，女主人亲自做了好几道菜。丁玲又开始担心了：“要是她做饭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指给弄破了，我们又不小心吃下去，会不会感染呢？”吃饭前，丁玲去厨房看了看，并没有在菜刀上发现血的痕迹。回来后，心里虽然在胡思乱想，但丁玲脸上的表情却显得很镇定。

　　不知道是看出了丁玲的顾虑还是心里本来就有芥蒂，女主人坚决不肯和调查队员们坐到一起吃饭。最后还是夏医生硬把她拉到了饭桌旁。她才慢慢地坐了下来。“你们这也不容易啊！不容易走到一起来。来，坐一起！”夏医生说。夫妻俩不好意思地笑了。

　　午饭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着，席间荡漾着夏医生、调查队员和夫妻俩的欢声笑语。刚开始，丁玲只吃从外面买来的花生米和牛肉，但看着夏医生吃着菜，谈笑风声，看着夫妻俩互相夹着菜，看着他们幸福的笑容，丁玲心中的顾虑慢慢地消失了。

　　在当天的日记，丁玲问了自己很多问题：这是真正的爱情吗？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能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吗？有明知道对方是感染者还与她结婚的吗？在走访的这些天里，丁玲发现，在他们采访的所有艾滋病家庭里，没有一对夫妻因为艾滋病而离婚。

　　丁玲想起了自己班上一个女生的择偶标准：身高一米七五以上，体重在60—70公斤之间，物理或者化工专业(兰州大学最好的两个专业)，家最好是北京上海的，西北的一概不考虑，还要长得帅，能带她吃饭，送她礼物。然而，在这里，在这个艾滋病区，爱情却要不得那些要求，这里的爱情虽然不浪漫，但却很实在；虽然不富有，但却充满爱。丁玲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这里的人没有几个会说情话，在他们的理解中，结婚就是找个伴儿，一个能陪伴到老的伴儿。所以我们在采访中才能见到那一个个依旧幸福的家庭，那一个个依旧快乐的人！”

　　在艾滋病人家中吃午饭，这是一次特殊的经历。

　　四、亲密欢欢一家的故事……

　　在均川镇曾查出了两个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均是母婴感染。其中一个在2004年夏天已经死亡，另一个艾滋感染儿童现已8岁，目前也是均川镇惟一登记在册的艾滋感染者。他就是王欢欢。

　　王欢欢，亲生父亲是艾滋病人，已经死亡。母亲是被丈夫感染的，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很喜欢看杂志，后与一个健康人再婚，欢欢把这个人叫叔叔。不幸的是，叔叔也已感染。现一家四口人，三个人都是艾滋病人，只有欢欢13岁的姐姐是健康人。

　　7月24日这一天，丁玲首次接触到了王欢欢及其一家。随后的几天时间里，为了能更真实地了解欢欢一家的生活，丁玲又去了两次。或许，是与欢欢家的接触时间最长，回到兰州的很长时间里，丁玲总是忘不掉欢欢一家，而欢欢想上清华大学的愿望总让她心里隐隐作痛……

　　初见小欢欢

　　“妈，来客人了！”与在夏医生那里看到的照片一样，欢欢是个可爱的孩子，当他无力地叫妈妈时，丁玲心里酸酸的。欢欢一边咳嗽着，一边用胳膊抹着鼻子。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些身强体壮的人你会觉得他不是感染者，但当看到眼前这个小不点时，你宁肯不相信他就是感染者，太可怜了。瘦瘦弱弱的，腿上长着大大小小的被抓破的红疙瘩，那是艾滋病的特征之一。我问他为什么老是咳嗽，欢欢：‘我有病，治不好的病’，然后就一直在笑，他是个特别爱笑的孩子。”丁玲在讲述的时候，眼里噙着泪水，她说：看着欢欢天真无邪的样子，心里难过极了，因为艾滋儿童的生命是7-10岁。这样一个年龄，生命才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

　　欢欢的妈妈在院子里招呼丁玲一行出去坐，“出来坐吧，屋子里漏雨，潮气太大，等到秋天雨水小时得把房子整一下。”欢欢的妈妈也是艾滋病携带者。在小心翼翼地一阵子对话后，欢欢的妈妈对于丁玲也消除了最初的警惕，开始又说又笑起来。她们谈到了兰州。“在农村，人们如果不出去打工，一辈子都不会走出去，打工也只是去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很少听说兰州的。”丁玲说：“欢欢的妈妈是一个很实在的农村妇女。红润的肤色，谈笑风生的样子很难让人相信她就是一个艾滋病人。”

　　早熟、懂事的欢欢

　　关于欢欢的情况，都是欢欢的妈妈告诉丁玲的，欢欢是一个有严重艾滋症状的病人，正遭受着病魔折磨。在欢欢6岁的时候，就已经停止了发育，现在看上去就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身上很瘦，皮肤发黑发黄，腿很细，两腿溃烂，脸上也有溃烂，不停地咳嗽。欢欢的妈妈告诉丁玲：欢欢现上小学三年级了，因为冬天穿上棉裤走不动，所以住在学校。

　　几次接触后，丁玲发现欢欢比同龄人早熟，特别懂事。他知道自己有艾滋病，快要死了。在丁玲去看欢欢的时候，他一边吃着丁玲带去的零食，一边玩着扑克。不时的能听到欢欢爽朗的笑声。他开玩笑说：“什么是大学生？是不是就是长大的学生啊。”“不是，是在读大学的学生。你想不想上大学？”“想啊，我还要上清华大学！”欢欢的妈妈说，他读书很用功，成绩不错。

　　“当欢欢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时，就很小心。我曾经告诉他，艾滋病会通过血液传染，如果自己身上流血了就要很快洗干净，包扎起来,他记住了。有一次穿着拖鞋上街，玻璃渣把脚扎破了，鲜血直流。当时他姐姐看见后就急了，想用棉花棒帮他擦擦，而欢欢死活不同意，说姐姐不能碰他的血，会传染的，任凭血不断地涌出来。最后他姐姐把我从田地里叫了回来后给包扎好的。”

　　在欢欢的家里，欢欢的母亲带给了丁玲不少的感动。一个已患绝症的母亲，全力地支撑着这个家，洗衣、做饭……一样都没有少干。尽管她清楚，欢欢的生命已快到了尽头，但她依然坚持让孩子有一个信念，坚持让孩子读书，还打算把欢欢转到条件更好的镇小学。

　　欢欢的妈妈认为，不管孩子能活多少年，那是孩子的命，但作为大人来说，要尽到义务和责任。“刚开始的时候，欢欢确认了是艾滋病的时候，在学校里受到了歧视，老师让他坐在最后一排，但到了04年也就没有什么歧视，社会气氛缓和了。”

　　等到熟悉后，欢欢的妈妈向丁玲讲述了欢欢爸爸的故事：他爸爸是94年去卖的血，是为了上缴土地税，那次村里去了很多人，大家结伴去的河南。回来时，他脸色非常苍白，过了一个多月才恢复过来，为此我还特意杀了只母鸡炖汤来给他补身体(在农村一般只有过年才舍得杀鸡)。但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感染的，唉！如果我早点给欢欢断奶就好了，他就不会得病了，欢欢4岁才断奶，检查出来时就已经4岁了。7岁的时候由夏医生带着请武汉大学教授桂希恩教授诊断过，说病已经上了身了，很难再长个子，现在国家也没有专门给艾滋儿童的用药。还有就是孩子太小症状不明显，吃药太早又害怕有耐药性，就那样回来了，当时带过去的孩子桂医生都是给了500块钱，但是给了欢欢1000块钱，说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太辛苦了。”

　　欢欢的妈妈说，在丈夫和自己被检查出来以前，听说别人有艾滋病的时候也觉得害怕，害怕传染，不愿意和别人接触，后来自己也检查出来，也能理解别人害怕疏远自己了，但是后来镇上宣传得多了，大家了解了就好了，再说农村人亲戚多，这镇上的人远亲近亲总有个别感染的，也就习惯了。话语间丁玲没有听到她对丈夫的埋怨，只是一个劲地说：我要早点给欢欢断奶就好了。

　　随后的几天时间里，丁玲看到欢欢的妈妈和正常人一样下田劳作，上山采野菊花，一个夏天也能挣几百块钱。在农村里，所有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只要没有到最后的生命末期，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叔叔卖血的魔鬼般经历

　　丁玲向我们描述了欢欢的继父：“一个腼腆的人，我们和欢欢妈妈聊天的时候，他总是埋头笑着，就像捡了个宝贝疙瘩似的。”当丁玲问及他为什么明知道欢欢的妈妈是个艾滋病患者，还要走进这个家庭和欢欢妈妈共同生活时，这个男人只是笑而不答。

　　原来，欢欢的父亲死后，欢欢的妈妈被确诊为艾滋病。后来，欢欢的妈妈就改嫁了，嫁给了现在的这个男人。可是对方也有艾滋病，开始欢欢的妈妈带着全家去婆家住，但婆婆不喜欢，没办法只好回来，让男人来自己家里住。现在欢欢都叫他叔叔，叔叔脾气很好，一家人也不错。

　　欢欢的叔叔向丁玲讲起了他卖血的经历：“四十几个人被关在三间小屋里面，一间是住的地方，地上乱七八糟铺满了脏兮兮的被褥，一间是供应饭食和开水的地方，还有一间厕所，男人和女人混住在一起。我们就要在这样的房间里面呆上四五天，每天的生活固定是，抽血回血，吃饭，抽血回血，吃饭，睡觉……一天要被抽两次血，一次500cc，一天就是1000cc，抽血抽的是全部的血，将同一血型的血液融合用摇浆机将其分离，上层血清再返回人体，‘血头’提走下层真正有用的血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样会感染艾滋病的。当时我也想这样就等于只卖了一半的血却可以得到全部的钱。一同去的，有些人一抽完后当场就晕倒了，但我们还是想，回家去，过些日子肯定就没事了。然而，等到卖完了血回到家里，我感觉天地都是转的，这种状况要持续好久。”

　　欢欢的叔叔回忆说，他们那次卖血，卖了整整五天的血，除掉伙食和车费也就不到300块钱了。他们每天还要给“血头”交生活住宿费。他说这村里的基本上都是去一次，卖十针，就没有再去了。“有时候，听说报纸登的有人好吃懒做就靠卖血生活肯定是假的，因为那样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了。”

　　谁能拯救幼小的生命？

　　告别了欢欢一家，丁玲一行回到了镇上的住所里。那一天，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丁玲的心情也十分不好，尤其是从网吧呆了一会回到房间里时，更是沮丧到了极点。

　　在网上丁玲看到了这样的消息，一般母婴感染的艾滋病儿童生命很难超过10岁，连著名的抗艾小英雄柯西加都是11岁时死亡。他可是有世界一流的医生吃世界一流的药品，小欢欢有什么，他有的只是他的快乐，和他觉得理所当然的生活以及我们感觉到的坚强。可怜的孩子！可是我们该怎样帮助你呢？

　　丁玲又想起了临别时欢欢妈妈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帮帮欢欢，听夏医生说已经有给孩子的药了，但不知道我家欢欢什么时候才能吃到。现在，他的病情已很严重了，到底能维持多久我也不知道，只希望能够找一些有爱心的人，在欢欢进入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在他发病的时候，能够用一些药，减轻一些孩子的痛苦。

　　或许，死亡对于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来说，有些陌生和遥远。或许，欢欢并不能真正地理解死亡是什么。欢欢曾经依偎在妈妈的怀里问：“妈妈，我是不是快要死了？”这时候欢欢妈妈总会说：“不会的孩子，谁跟你说的，欢欢不会有事的！”背对着欢欢，妈妈只有独自掉眼泪。欢欢妈妈对丁玲说：“其实我很怕，每当看见家门外的那座坟时，我就会想，有一天我的欢欢也死了，我该怎么办啊？”

　　欢欢妈妈的话一直浮现在丁玲的脑际里，除了对这一家人的同情外，丁玲被欢欢妈妈的坚强感动了，一个艾滋病患者，在生命的最后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孩子，她的愿望仅仅是让孩子在生命消失前能少痛苦一些。这种母爱似乎更加的伟大和值得敬佩……

　　五、坦然艾滋病人，不能被遗忘的角落

　　20多天的调查在震撼和惆怅中结束了。20多天里，丁玲和同伴们感受了一幕幕的痛苦和辛酸，也体味了一幕幕的坚强与微笑。终于回家了，可20天里发生的许多故事却像电影胶片一样，时时在眼前闪过。大双的沉闷，小双的调皮，欢欢的懂事，欢欢妈妈的坚强以及夏医生的敬业……他们一次次让丁玲的心灵受到震撼，也一次次让丁玲感到无限地惆怅。20天的“特殊”生活过去了，丁玲不再恐惧，不再害怕。她要用自己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艾滋病人的生活，告诉他们：艾滋病人，不是传播死亡恐怖的罪恶之源，他们不该被隔离在我们的正常社会生活之外，他们需要的是理解和关爱……

　　回家了，坦然面对艾滋

　　20天的生活结束了。丁玲回到了随州市的家。终于可以吃上一顿母亲做的可口饭菜了。那天中午，全家准备吃顿团圆饭。丁玲在卫生院上班的妹妹带了两位朋友到家里。吃饭的时候，丁玲随口问一个朋友家是哪里的，“均川的”，那位朋友有些不好意思的回答让丁玲有点吃惊，也有点兴奋。丁玲得知，妹妹的朋友和王欢欢是同一个村子的。

　　午饭后，丁玲在自己的屋子里和这位朋友聊起了天。

　　“我去均川是做艾滋病调查了，你们队有吗？”

　　“有呀，还不少呢。”

　　“是不是只要卖血的都有病呀？”

　　“不是呀，我妈开始也卖血了，卖的是全血，没事，后面他们跑到河南去卖血的基本上都感染了”

　　“那卖的人多吗？”

　　“还不是很多，我妈妈也是为了我们读书才去卖血的，那时候我爸爸在外面打工，家里没钱了，我妈妈就去卖血，后来我爸爸从外面寄钱回来，我妈妈就没有和他们一起去卖血了，不过我的两个叔叔都有病。”

　　“那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有一个已经死了，还有一个也快要死了。”

　　……

　　朋友走了，丁玲的思绪又被拉到了生活了20多天的均川镇。欢欢的懂事，欢欢妈妈无奈的表情，再一次浮现在脑海里，“他们太需要社会的关爱了”，说这话的时候，丁玲显得有些激动。

　　在家里，虽然心理压力不大了，可丁玲还是有一块心病——去均川镇调查的事，丁玲一直瞒着父母。今天，她要把这件事向父母说清楚。一番思想斗争后，丁玲吞吐着向父母说了实情。顿时，家里像被仍了一颗重磅炸弹，炸开了锅。丁玲妈妈坚持认为艾滋病既然是传染病，那么吃饭呼吸肯定也传染，要不怎么叫传染病呢？爸爸也很为女儿的安全担心，说她的行为简直就是在冒险。就连一向很支持自己的妹妹，发现艾滋病离自己如此近时，也有点害怕。丁玲一下被包围在了亲人的口水中。她知道，此时的解释毫无意义。说了一阵，家里开始安静了。看时机成熟了，丁玲耐心地向家人讲起了这20天里发生的一切和自己的感受。看着女儿激动的神情和入情入理的解释，父母理解了丁玲，也原谅了丁玲。

　　让更多人关注艾滋病患者

　　调查结束了，丁玲他们带着很复杂的心情、带着对艾滋病人的牵挂、带着一颗善良的爱心，要去完成另一个心愿：尽可能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来关注艾滋病人。“不可能让别人彻底改变对艾滋病人的看法和态度，即使现在不敢和艾滋病人正面接触，我们也希望人们不要再认为艾滋病人都是因为道德有问题而歧视他们，我们想让大家知道，这些艾滋病人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为了孩子上学才得的病。”调查小组的孙永感慨地说。随后，他们打算制作展板，将反映艾滋病人生活的图片在武汉和兰州的大学里集中展览。

　　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一次难住了几个大学生。向学校申请的600元实践经费和《视野》杂志社提供的4000元现金已经花得所剩无几了。可是制作展板还要很大一笔支出。怎么办呢？向家人求助，可能会很快解决问题，可这样一来，社会实践的意义也会大打折扣。思来想去，几个同学只能从自己的生活费里省一些出来作为资金。据丁玲估算，整个调查实践活动，他们每人都垫了四五百元钱。虽然钱不是很多，可对大学生来说，那可是一个多月的生活费呀。

　　之后，丁玲她们很快在武汉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搞了两次展览。“在武汉展览的效果很好，虽然是暑假，可看展览的学生还是非常多”，说起这些，丁玲显得很开心。

　　8月25日，新学期开学两天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新生让原本有些沉寂的兰大榆中校区沸腾起来了。调查小组决定在26日、27日两天举办一次展览。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他们没有借到必要的用品，只好因陋就简，办了一次很简单的展览。“在榆中校区做展览的时候，效果并不好，老师和同学们都习以为常了。”孙永扶了一下眼镜，“可能是学校做的艾滋病宣传比较多了，一看见艾滋病展览的标语，都好像有点厌恶了。”孙永的眼镜又一次滑了下来。

　　9月3日和4日，他们又在兰大本部搞了一次展览。这一次很成功，本部的学生们将展板围得水泄不通。很多人在看展览时流下了动情的泪水。

　　这几次成功的展览，让丁玲觉得大学生们还是很关注艾滋病人的真实生活的。所以他们打算利用周末的时间在兰州各大学作一次巡回展览，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特殊群体。

　　我们还想去那里过春节

　　采访中，丁玲和几个同学不时流露出一种遗憾之情，“这次的调查活动给他们的帮助太少了，我们希望能给他们一些很实际的帮助。”久未开口的薛维付低声说。“如果寒假还要去湖北的话，我希望自己也能去！”薛维付看了看不远处的草地，手里的一片红叶像一片希望在眼前飘动着，“我们想这次去了之后，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通过一些机构加大宣传力度，并且与随州人民医院联系给艾滋病人一些实际的药物帮助。”丁玲补充说：“我们还想去和那些艾滋病人一起过春节，看看这个中国传统的喜庆节日，艾滋病人们是怎么过的。这一次我们想借一个DV，真实地记录下艾滋病人过春节的欢声笑语……”

　　【结束语】

　　采访结束时，我向丁玲提了最后一个问题：经过这么多天的采访，你最深的感触是什么？丁玲的回答有些意外，却又发人深省，“我更能理解自己的父母了。因为那些卖血得艾滋病的人大部分都是为了让自己儿女上学。父母们为了子女能有好的前途，就算卖血染上艾滋病也无怨无悔。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当一双双充满爱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当艾滋患者得到更多呵护的时候，无辜的孩子露出笑脸的时候，表达出的不仅仅是关爱，还有人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