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如是说：我也想给读者指出道路(组图)

10月18日上午，巴金的亲友到他家里献上鲜花

　　“其实我自己也想给读者指出道路的，只是没有办法，指不出道路，所以很痛苦。”

　　作者说明：昨天巴金先生去世，《新民周刊》要我为之提供有关巴金先生的资料。我从笔记本上找出一段于1990年初与巴金先生的谈话内容，当时我所写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出版不久，巴金先生阅读了该书后，针对书里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所作的回答。巴金先生事先是作了准备的，所以我一进去，他就根据我所拟的问题作解答，基本上是他说我记录，偶尔有些插话。我记录下来是为了以后修改这本传记时用的，后来有一家杂志做世纪印象专栏，要去发表过。但好像巴金先生的文集里都没有收录，新近再版的《再思录》里也没有收录。但我觉得里面说到的内容，对于理解巴金先生的生平和创作是很有新意的。所以交由《新民周刊》重新发表。巴金先生的原话我没有改动，但对我的说明和插话却有所更动。特此说明。

　　1，问：我在《人格的发展》中有一段话是想描述您在30年代选择人生道路的困难和痛苦，我说，“1930年以后，他成为一个多产作家而蜚声文坛，拥有了许许多多相识与不相识的年轻崇拜者，但这种魅力不是来自他生命的圆满，恰恰是来自人格的分裂：他想做的事业已无法做成，不想做的事业却一步步诱得他功成名就，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以后，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这才成了一种青年的偶像。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巴金：我常说自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对自己所走的道路，一直不满意。我在年轻的时候，常常想搞社会革命，希望对人类有比较大的好处。但有时想想，还是做一个作家，用笔写出自己心里的感情。我说过我不是个文学家，也不懂艺术，这是说真话。我拿起笔写东西，就是因为对社会不满，肚子里有感情要倾吐，有爱憎要发泄，我才写东西。但是有一点我没想到，我成为一个作家也许比较符合我的性格，所以是意外的顺利。

　　2，问：我觉得您创作《激流》等自传性小说时，是夸张了少年时代家庭的封建专制性，而不是您童年时代的实际的状况。

　　巴金：你说到我写作的“夸张”问题。其实我写小说与真实情况不完全一样。我接受了“五四”反封建的思想，用反封建的眼光去看家庭。譬如我的祖父，你有些想法很好。(指我在《人格的发展》中分析了巴金祖父其实是个思想开明的绅士——思和附记)不过我小时候从眼睛里看出去，祖父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在旧家庭中家长与子孙辈感情隔得很远，我只有每天请安时看到他，所以我把他当作封建的代表去写。还有我大哥，他在这个家庭里发了神经病，一个人坐在轿子里，把玻璃都砸碎。我那时一个人深夜在房里，听着这样的声音，心里很激动，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认识家庭的真相，开始学会把愤怒写下来，就是这样走上写作道路的。我大哥后来病一直没有好，他最后的自杀也与病有关系。我创作《家》的时候，大哥正好自杀。所以我写《家》就是反封建，并没有考虑其他问题。

　　但是写小说与写真人真事是不一样的。我在小说里攻击的是旧制度，不是对个人。我在小说里把二叔写成高克明，是个守旧派，其实我二叔对我们不错，他给我们讲解过《春秋左传》，讲过《聊斋》中《席方平》，也是教我讲真话的一位老师。我在《怀念二叔》里说过，在我们老家找不到一个老顽固了。

　　我写《家》最初是在报上连载，还没有什么压迫，但到写《春》的时候，国民党的控制就严了，如果再写《灭亡》这样的题材要被禁止，那时靳以创办《文季》，我就接着写封建家庭的东西，比较容易通过。

　　3，问：您好像翻译过蒲鲁东的《何谓财产》，但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本书。

　　巴金：1929年，我从法国回来，译了两部东西，先是译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即《我的自传》，这是巴金译的第三部克氏的著作，前面两部是《面包与自由》和《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都由自由书店出版——思和附记)，最初是由新民书局出的，接着就翻译了蒲鲁东的《何谓财产》，当时有个留法的朋友朱永邦，他回国后主持自由书店工作，我也在那里当编辑。他译了一部蒲鲁东的著作，吴克刚也译了一部。朱永邦建议我们把这三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一起出，由他负责联系。我们就把译稿交给他去处理，可是交出去后就没有下文了。不久，“一·二八”战事爆发，商务印书馆遭受炮火，许多书稿都被烧毁了。我有一部小说稿，也被烧掉。大约这三部译稿就此不存在了。《何谓财产》的前半部译稿，在《民钟》上连载过一些，我后来还为它写过一篇书评。

　　4，问：您与萧珊在抗战中走了很多地方，我写这一段时特别没有把握，不知道写得对不对？

　　巴金：萧珊在抗战时候三次到桂林。我们在1936年认识。抗战爆发后，我在广州编《烽火》，她也在那儿，我们一起在广州沦陷前夕逃出来，这是第一次到桂林。那是1938年11月。第二年我和她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她复习功课，不久就南下，与朋友抱朴的妹妹秦涤清一块到香港，转道越南进入云南，到昆明上大学。她先考上中山大学外文系，读了不到一年，就转到西南联大外文系，我在1940年去昆明看她，然后回到四川故乡。第二年暑假，我再次去昆明看萧珊，我们一起由昆明到桂林，还有一个男生王文涛在一起，这是第二次到桂林。我主要负责文生社桂林办事处工作，王文涛也留在那儿工作。萧珊在开学时又回昆明去继续读书。不过没过几个月，她第三次来桂林，再也没有去昆明，一直到1944年我们结婚。所以她大学没有毕业。

　　5，问：能否请您谈谈市场经济与文化出版工作的关系。现在商品经济对于文化出版的冲击很大，许多严肃的出版物都面临难以维持的问题，您在1935年与朋友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时是怎样面对这些问题的？这也是文化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的问题。

　　巴金：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在1935年办起来的。那时也有商品经济和文化市场的矛盾。出版不景气，文艺书籍，特别是翻译的文艺书籍，都找不到出版社印。人家都说现在没有人看文艺作品，我就不相信。后来编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销路都不错。局面也打开了。现在出版碰到的问题主要是体制的问题。现在出版社人多，开销就大，那时人少，而且我们几个人都是义务的，没有人想赚出书的钱，一本书初版800本、1000本，本钱就不亏了。抗战时期我在上海，出版情况不好，印刷厂都很空闲，只要有稿子，排印很快，我那时编了好几本书，像艾芜、屈曲夫、罗淑的作品，都是那时编的。书印出后到大后方去卖，销路都很好。在广州时期，飞机每天在头上轰炸，我们照样搞出版工作，那时只要是对抗战有利，我们什么也不在乎。后来在大后方就困难一些，主要是邮寄不方便，但严肃的文艺作品还是受欢迎的。我的《憩园》卖得好些，其他的书大约也是初版1000本。那时出版物也混杂了许多色情的无聊的读物，我们出严肃文艺就是跟它们斗争。在《第四病室》里写到过这些。(巴金在《第四病室》的《小引》里说：“在这纸张缺乏的时期中，我们多耗费一些印书纸，使色情读物的产量减少一分，让我们的兄弟子侄多得到一点新鲜空气呼吸，我们也算是报答了父母养育之恩，或者照另一些人的说法，是积了阴德了。”——思和附记)我自己一生写文章，从来没有为了钱写过文章，可以说没有一篇是当商品卖的。

　　触摸你温暖的手

　　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人，每一个都触摸到了巴金的手

　　现代人们的步履匆匆。要是再去打开一篇20多年前的文字，静坐阅读，并且心动，那里肯定有着最值得看的内容。“近两年我经常在想一件事：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面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的进进出出。醒过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这些温馨的文字写自1981年4月4日，写字的人叫作巴金，篇名是《现代文学资料馆——随想录六十四》。2004年3月11日，我就站在北京北四环内的文学馆路上，面前就是中国现代文学馆。

　　我以为，岂止是这座文学殿堂，而且这条宽阔的京城之路的路名，也是由巴金的倡议而起的。我来到现代文学馆采访的缘由很简单，百岁的巴金，已经常年卧床，近日病情有起伏。昨天晚上，我将电话打到全国政协会议代表的住宿宾馆，老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告诉我，因为会议要求，他明天不能回馆，可以请展览交流部主任唐文一介绍情况。预报这天的京城有沙尘暴，但我下得飞机，迎接我的是一派仲春的和煦阳光。

　　正南的文学馆大门上方，是江泽民的题字：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门前，还摆着巨大的展览告示：巴金百岁喜庆艺术大展。唐文一在办公室等我，唐主任说道，文学馆一号楼有四个门，正南的馆名由江泽民所题，向东大门的馆名由巴金题字，向南大门上的题字，是冰心的，而向西大门的题字，是叶圣陶的。

　　我说，“我是拉着巴老的手进来的”。唐主任跟着说道：你说的是巴老的手模吧；没有巴老，就没有现代文学馆。“巴老的《随想录》，里面就有两篇“关于文学馆的文章”。

　　巴金也曾经历过“把无知当作改造的目标”的日子，甚至相信过“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当然也没有资料的理想世界”。当“空白”的日子终究过去，“1979年中期”关于文学馆的想法“钻进我的脑子”。巴金如是设想：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对文学馆的前途我十分乐观，我的建议刚刚发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热烈响应。唐主任介绍，巴老的倡议发出，冰心、叶圣陶等老作家立即捐献作品，也捐了钱，作为建馆的基金。

　　经胡耀邦在当年报告上批示，北京西郊的一座古建筑被无偿地“借用”作为最初文学馆所在地。在十几年中，随着中国作家们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作为木结构的古建筑却在日益“衰老”，保存和展出都成为了问题。由此，巴老提笔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根据批示，中国现代文学馆由国家立项，建造新馆；建设资金逾亿。

　　新馆即将落成，当年的常任副馆长舒乙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点子：将巴老的手模，做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门把手，让所有来到中国文学馆的人，都是“由巴金引领进门的”。1997年，这位被大家形容为颇“天真”的舒乙，临上飞机前，来到商店里，买了块大橡皮泥，“他以为，到了上海，将巴金的手摁在上面，这事情就成了”。在上海他见到巴金，汇报了文学馆的工作，“就拿着巴老的手使劲地往橡皮泥上摁”。可是没想到，橡皮泥是没有固定功能的，遇到温度变化，它会变软，变得模糊。“回来后，橡皮泥上的巴金手印模糊了”。

　　唐文一说道，第二年，我到杭州去，才取好了手模的。那一次见巴金，唐文一带上了中央美院的雕塑家，并且带上了石膏等工具用品。“那一次，事情非常成功，巴老的女儿在场，巴老在当场灌好的石膏浆上印好了手模，非常好，非常清晰”。唐主任颇为感慨：在等候手模凝固的过程中，巴老在那一天“很激动”，与人们交流了一个多小时。“我没记录，非常遗憾，巴老甚至说到自己的身后事，他要和妻子萧珊在一起”。

　　我与唐文一主任共同来到文学馆的大门，在阳光里他再次抚摸着用巴金手模做成的大门把手，显得很是感慨。“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人，每一个都触摸到了巴金的手”。唐主任介绍，文学馆一号楼所有的大门把手，都是用巴金的手模做成的，正在建设当中的二号楼的大门把手，也是用这个手模做的。我数了一下，文学馆正南大门处，所有的门把手一共是14个，进门的把手，个个被前来参观的人推动、抚摸得呈现出金色的光芒。上面巴金手掌上的纹路，极其清晰，让人浮想不绝。

　　我想起了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内见到过的鲁迅遗容石膏模型。那是在鲁迅先生逝世当日，用石膏拓下来的，那上面至今还留着鲁迅先生的十数根胡须。这是鲁迅先生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遗物了。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鲁迅先生的面模是无法复制的，也是不容复制的。而巴金先生的手模，却能够这样被真实地复制，被热爱着的他的读者，最大范畴地触摸。在这样的手的触摸当中，在这样的心的触摸当中，传递着彼此的体温，相互温暖，历史和现实相逢，过去和未来相接，以致永恒。

　　送巴老远行

　　他要远行，要去与他久别的妻子萧珊相会，要与他久别的朋友老舍、沈从文、曹禺、冰心相会……

　　10月17日晚上7点06分，当那颗坚强的心最终停止跳动的时候，病房周围一片静穆。大家强忍着泪水，不能出声，因为人们知道，巴金老人需要安静。在101年的风风雨雨中，他耳边的喧嚣太多了，现在再也不能去打扰他了。他要远行，要去与他久别的妻子萧珊相会，要与他久别的朋友老舍、沈从文、曹禺、冰心相会……

　　历史充满着许多误会，即如他总在说做一个作家并非自己的初衷一样，或许巴金并不想承受这么多东西，然而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偏偏又让他遭遇到那么多。从年少气盛，到老年的心平气和，这似乎是自然规律，许多老人历经风雨早已波澜不惊了，但巴金做不到这些，他内心中依然有着狂涛巨浪。他晚年频频使用“煎熬”这个词来表明自己的心境，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灵魂所经受的磨难。所以，在今天我们与其称他为“大师”或“泰斗”，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最孤独和最痛苦的老人。

　　从来也没有一位老人像他这样，在晚年内心还那么不平静，还这样揪着往事拽着痛苦不放。或许正因为这样，反而使得这位体弱多病的老人，在他的垂暮之年迸发出一种难以想象的力量，他要表白，他要倾诉，他还要高呼。《随想录》、《再思录》，使得更多人在阅读他的文字的同时，更深深地记住了这个人——这个比我们更孤独和更痛苦的人。

　　现在，他解脱了，病魔再也无法纠缠他了，世事再也不能烦扰他了。他可以在另一个世界中与亲近的朋友舒心地谈话了，他可以甩开臂膀将自己没有完成的心愿完成了，比如翻译赫尔岑的五大卷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比如写他反映“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比如和他几个好友清清闲闲地在西湖边上喝茶……　　走出华东医院，街上车水马龙，在高架桥上看浦江两岸，灯火璀璨。仰望星空，我不知道老人慈祥的眼睛是否在看着我们。我记得15年前的一个傍晚，我被一辆车丢在了路边，夜幕降临，我不知道能否找到车到达目的地，在这片茫然中，是随身携带的《随想录》帮我度过那无助的时刻。当时是在遥远的东北，如今，我来到了老人生活的城市，来到了他的 客厅，来到了他的身边，他却已默默无语。此时，我再也忍不下眼中的泪水了，我突然感到夜的寒冷，感到内心的孤单。我知道，“巴金”这个名字在中国知识界早已成为一种象征，在他的身上，体现着接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一代知识分子漫长的精神跋涉历程，体现着为光明和自由呼号的无数热血青年的不懈追求，体现着迷失自我后难以抚平的心灵伤痛和痛定思痛后复苏的良知，体现着为维护表达自我的权利、捍卫做人的尊严的良苦用心。但在我，他更是一位可亲的长辈。我从来没有给他送过花，从来也没有想去打扰他，但这一次，却一定要和热爱他的千千万万读者一起送他远行，不为别个，单单为了他是在我人生成长中曾经带给我最大的精神恩惠的人，为了告别中国文学的一个时代——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声，这是他的几代读者的心声，大家的心声汇聚在一起，是那句满含深情的话：巴老，一路走好。

　　巴金最后的文字

　　编者按：《怀念曹禺》是巴金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曹禺夫人李玉茹女士向《新民周刊》解释了这篇文章的原委由来，并且对巴老的去世表达了悲思之情。李玉茹说：“巴老和曹禺是一辈子的朋友，从年轻的时候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到老，每年过年还要互相祝福。曹禺曾经开玩笑说：我要走在你前头，这样可以少一点痛苦。曹禺已经走了9年了，现在

　　，巴老也不在了。还好，我前两天还去看了他一下，见到了他最后一面。虽然巴老走了，但他的人品、精神、著作都是留给我们后辈最好的财富，从这点上来说，他其实并没有走。我很难过，让我再次想到了曹禺，如果他在，该不知道要多么痛苦了呢！

　　“《怀念曹禺》是巴金为曹禺的遗文集《没有说完的话》写的序文。1997、1998年的时候，我准备把曹禺最后的书信、日记、声音资料等等结集出版，编完的时候，觉得只有请巴老写序最合适。当时巴老已经病得不轻，我不好意思去麻烦他，后来厚着脸皮跟他说了这事，没想到巴老马上就答应了。他不能握笔，就口述，由女儿小林记录下来。他断断续续地说，但文思一直很连贯，大概费了好多天的时间吧，才完成这篇文章。”

　　作者／巴金

　　一

　　家宝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病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季月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国内也有剧团把它搬上舞台。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1936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季月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1937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

　　1940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家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他的《家》。1942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中的宝贝都掏出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978年，我才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已经满身创伤，我也伤痕遍体了。

　　1966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之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们再见面，已是12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他失去了方瑞，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痕，就急着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候，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饭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这么多头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以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是又回到了30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机体不可能再回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1993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六岁，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讲出来，他不能到杭州，我可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话别。

　　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转，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第六次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天！李玉茹在电话里说，家宝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的。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