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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缺乏历史经验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H5N1型禽流感之所以仅在亚洲感染并夺去人类的生命，是因为亚洲人的体质更容易感染这种疾病，但管轶并不这么认为。
“没有证据证明亚洲人与欧洲人的体质对流感的敏感性有很大差异”，管轶说，“当然，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之间没有差异。”但是，因为某种历史原因，亚洲人对流感的恐惧程度远远要低于欧洲和美国人。
“美国人对流感的恐惧，主要是来自1918年的黑暗记忆。他们有翔实的资料记录那一次灾难，但1918年的中国，甚至亚洲其他国家，都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资料。”管轶说，“国人因此轻视了流感的危险。”
余新中是南开大学研究医疗社会史的历史学家，他对本刊表示，对中国历史上的疫病及其社会后果和救助机制的研究，至今十分匮乏。历史记载不完善，资料匮乏是研究者面临的难题之一。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最活跃的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国1919年之前的历史上。在中国文献中统称“瘟疫”的流行病中，学者们主要关心鼠疫、天花、麻疹、水痘、霍乱、伤寒、痢疾、猩红热和白喉等疾病，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致命的大流感的历史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管轶所担忧的对流感“无所畏惧”的状况，显然不无道理。一位动物学家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流行病专家对禽流感高度警惕，或许有点“太过了”。
“我本人不是流行病学专家，对禽流感恐慌我觉得是不是强调得有点过。”他谨慎地说，“一种病毒的进化，包括它与人类的关联，都有一个过程，不会说，短时期内把一个种群消灭掉。而且，从进化的角度看，某些病毒有助于一个种群的进化。”
他甚至认为，现在研究者为了得到他们本来应该得到的研究经费，不得不夸大本领域面临的问题的重要性，以吸引目光。
江西省科学院的戴年华研究员则谈到防治禽流感面临着现实困难。国家林业局已经到鄱阳湖区部署了防治禽流感的工作，要求监控鄱阳湖区的候鸟情况。一旦发现有死亡的候鸟，应该向有关单位报告检测。但地方政府觉得无从下手，既因为湖区养殖的方式，也因为在活的野鸟中取样困难。
2003年的SARS后，余新中编了一本名为“瘟疫下的社会拯救”的历史著作，极力提醒中国人应该反省历史上疾病大流行的教训，推动完善政府社会医疗制度，同时在“疫情公开、应对流言和发挥民间力量”三个方面，将过去的灾难化为民族的经验。
1918年：终结还是预言？
1918年不应被遗忘。作家阿尔弗雷德·罗斯比(Alfred W.Crosby)在其《美国被遗忘的传染病：1918年流感》中写道：“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内，没有一场疾病比这场浩劫夺走更多的生命。”
杰弗里·陶本伯格博士(Jeffery Taubenberger)，美国军事病理研究所的病理学家，他最近揭开了1918年大流感病毒的8个基因片段。这一研究表明，1918年导致5000万人死亡的流感，可能是直接由某种动物传播到人类身上的，而且，该流感病毒的某些变异情况与肆虐亚洲的H5N1禽流感病毒变异状况十分相似。
这种比较结果意味着，H5N1可能已经具备了从禽鸟直接向人类传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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