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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求是》杂志针对防止和纠正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的现象，刊载仲祖文的文章指出，杜绝这种现象，在工作层面上，重要的是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但文章同时承认，解决干部“带病提拔”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带病提拔”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词汇。对它的理解，想来不会有人糊涂到以为是提拔对象带病坚持工作精神可嘉吧，相反，而是提拔对象身有劣迹，带的是行为乃至灵魂肮脏之“病”。像前不久山西省第一个落马的省级高官侯伍杰，早在1995年就因在北京嫖娼被警方抓住，针对他的群众举报也一直没有中断，但他从宣传部长做到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再到省委副书记，仍然官运亨通，一路高升。毫无疑问，“带病”的人一旦被提拔了，乃是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嘲讽。有人要说，“带病”的，不提拔了就是。事情还真没这么简单，那么说它复杂，又究竟复杂在哪里呢？(山西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被双开检方已立案调查)
有这么几种可能。其一，其人表面功夫做得很好，换言之隐蔽得很深，很能蒙骗周围的人们，像陕西的“挎包局长”范太民、江苏的“布鞋书记”邢党婴那样，被小偷偷上门了才证明是大蛀虫，弄得大家全都走眼。套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不是我们无能，而是他们太狡猾。其二，古人所谓“苟用其长，亦当护其短”的现实应用。人无完人，优点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南朝的江智渊曾被当时誉为“人所应有尽有，人所应无尽无”，事实上证明也是徒有虚名，没有夸的那么邪乎。问题是有的时候，何谓“长”何谓“短”首先就不好区分，再辨别孰多孰少就更难上加难了。其三，群众与职能部门在观点上不能达成一致。群众认为其人带“病”，不该提拔，而负责提拔的部门或人不以为然，觉得他横看竖看都不错。
哪位要是有心开列“带病提拔”的复杂成因，还可以尽情开列下去，但仅此三点，足见解决“带病提拔”问题的难度。比如侯伍杰究竟是该归到其二还是其三，笔者就没法拿定主意，只有取决于当事者的判断了。
但“带病提拔”的问题尽管复杂，终究必须解决。这关系到干部队伍建设的走向。今年4月，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提出了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六条措施。其中“确实存在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问题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颇见力度。但这“自上而下”的约束还须和“自下而上”的监督考察相结合，才能防患于未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么，该怎样让群众对干部提拔拥有充分的话语权乃至真正的监督权呢？
我想，把“群众公认”的原则放在首位，解决干部“带病提拔”问题可能就变得简单了，尤其当群众与职能部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宁愿倾向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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