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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之所以把刘心武归为新索隐派，“是老索隐派影射的还实有其人的话，那么新索隐派影射的对象则是虚妄的。刘心武只是回头走了一条自红学产生之初，就出现的索隐派老路，而这条路已被红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
蔡义江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坚决地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像刘心武说的“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者“揭密”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的。如果《红楼梦》是藏有意外谜底的谜语，那么，它至多只能算作由奇思妙想制成的游戏，而非伟大的文学作品。
刘心武的几大误区
《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在《艺术评论》上发表看法，认为刘心武解读《红楼梦》有五大误区，第一是“想当然尔”，他们“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
比如刘心武说，曹雪芹应该有一个姐姐入了宫，先是在太子胤?i那里，胤?i被废后又转移到雍正这边。这个所谓的姐姐，查史料是绝对没有的，无论是关于曹家的史料，还是有关宫廷的记录。但是他就认为有这么个人，并且四处宣讲，并且说，在史料中查不到，是因为乾隆篡改了历史，删去了那一段……
新索隐派的第二大误区是“生造”，比如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有些是没有回前诗的，因为《红楼梦》是作者未完成的稿子，他还没有来得及补上。”孙玉明说，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都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虽然有了回前诗会对新索隐派的学说非常有利，但是回前诗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的确不是生造就能出现。惟有一个版本的第七回篇首有类似诗的几句话，但那不并不是回前诗，而是别人家的批语，是脂脂砚斋的评述。仅凭这个就将一百多会的《红楼梦》造出一百多首诗来，很有些不可理喻。
孙玉明说，治学不严是新索隐派第三大问题，刘心武把所有的批语，不管是谁的，只有对自己有用，都当成了脂砚斋的东西，而且认定脂砚斋是个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气煞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忒多”这首诗就可以证明脂砚斋并非女性，但刘心武说，“过去称女士可以为先生，比如冰心。”孙玉明说，但那是五四以后咱们把有学问的老师无论男女都可称为先生，但在五四之前，哪一部著作称女士为先生了呢？
作为红楼梦学会的负责人之一，孙玉明总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关于红学的奇谈怪论，他记得“几年前霍国玲与其姐弟《红楼解梦》影响很大，又到北大讲座。他们的观点是《红楼梦》中隐去的历史是曹雪芹与林黛玉的原型竺香玉的恋爱，而他们合谋杀死了雍正皇帝……近年来，有关《红楼梦》的言论显得更加五花八门了，你不反驳，许多人都会对红楼梦学会提出意见……”
“史学不是靠‘悟’，而是证据”
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发言的还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著名红学家张书才。他专门从事清史的研究，这为他的红学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另外他在历史档案馆也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研究者无法接触到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写出了许多关于曹雪芹及其家族考辨的书和文章(《曹雪芹旗籍考辨》《曹?获罪档案史料考析——关于曹?获罪的原因与被枷号及其家属回京后的生活状况和住址问题》《再谈曹?获罪之原因暨曹家之旗籍》《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初探》)。他从曹雪芹身处的历史背景和曹雪芹家族的经历来入手，对新索隐派规劝道：“史学不是靠‘悟’，而是证据”。
《刘心武揭密红楼》一书中为了证明秦可卿是太子之女，弘皙之妹，便从康熙第一次废太子胤?i讲起，把康、雍、乾三朝的这段历史都拉扯上。可是讲来讲去，都与秦可卿是太子之女没有关系，所以是有果没因。
对此，张书才说：太子间的争夺完全是宗室的内部问题，曹家不可能卷入这个案子。根据宫廷里的建制，曹家作为内务府的人不可能到亲王府里做事的。把曹家说成是“太子党”乃无稽之谈。而“新索隐派”的逻辑混乱就在于，他们把曹家想当然地跟“弘皙谋逆”扯上关系，然后说秦可卿的原型就是弘皙之妹，也就是废太子之女，是为了政治避难进了曹府成了童养媳。太子之女可能去到包衣奴才家当童养媳吗？这首先在道理上就说不通。那么从历史材料的角度来看，清代的皇室宗谱是记儿不记女的，又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说明太子有这么一个女儿呢？所以这一层一层的逻辑在刘心武那里都是不对的。
说到秦可卿和贾珍的非正常关系，刘心武说只要有真情就可以超越伦理。张书才认为，小说创作可以自由发挥这样来写，但史学研究怎么能是这样的态度呢？这个表面看似具有人文精神的言论，恰恰缺乏人文精神。
“新索隐派逻辑的混乱还体现在，曹雪芹是雍正二年出生，雍正六年曹家出事被抄，他认为曹雪芹尚小，为了让他经历过风华雪月和繁华富贵，就制造出二次抄家的说法。这在历史研究中实在是没有道理可讲。”
在这期《艺术评论》猛烈抨击刘心武的还有前些时候与刘心武交过手的著名学者吴祚来，他曾在博客网上发表了一篇网文《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的堕落》，批评刘心武把红学变成包二奶一样病态的精神寄托方式。此文一发，海内外近百家网络、报刊纷纷关注、转载，新浪网为此开设了专题予以讨论。
吴祚来将刘心武把秦可卿个案研究升格为“秦学”，讥之为“红外学”。他写到，“中国文化学术体系中又多了一门学科。如果再往下一步发展，可以研究秦可卿的肢体语言学或秦可卿做梦对统一台湾的意义，可能影响力更大，社会价值更高。遗憾的是，刘心武研究重点不是艺术人物形象，而是艺术人物的历史身世！这种研究方式或可运用在刘心武《班主任》中，把重点放在‘班主任’是谁的后人这一问题上，这无疑是泛化研究领域，对艺术学研究来说是南辕北辙，将红学研究引入歧途。”
总之，学者们遗憾地看到刘心武的红学在社会上所引起的轰动，认为为了轰动而不顾学术规范，太不可取了。俞平伯语：“我们学者的研究不关注《石头记》、《情僧录》这两副深刻的面孔，都把时间花在释梦比附上，花在红楼梦作者人物考据上，花在风月宝鉴映照之中，花在为十二金钗立学探佚上，学问越做越深，离艺术越来越远，离无聊虚妄却越走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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