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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中情局”)近来简直像个新闻中心，“特工门”泄密案闹得沸沸扬扬，该案的两名主角威尔逊和普莱姆既是夫妻又是中情局同事。由于涉嫌故意泄露普莱姆的海外特工身份，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办公室主任被迫辞职，民主党则要求切尼辞职、布什道歉，这些戏剧性变化使美国公众对神秘的海外特工越来越感兴趣。
情报改革催生更多海外特工
“特工门”虽然把美国政府搞得灰头土脸，但美国的情报改革仍选择以强化人力情报为突破口。
10月13日，美国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内格罗蓬特对外宣布，美国将成立一个名为“国家秘密行动司”的新机构，统一协调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军方所有情报人员的海外活动。据报道，“国家秘密行动司”的负责人是一个代号为“乔斯”的中情局高级特工，他将配备两名副手，其中一人不仅监管海外特工的情报收集工作，还负责监督招募、训练及管理所有特工。而另一名副手将负责“国家秘密行动司”的日常运转。此外，美国国家情报局于10月26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最新制定的2006财政年度美国情报策略。一位情报高官透露说，国家情报局准备削减一部分技术情报项目，省下来的钱“将被送到海外特工手中”。为回报情报首脑的知遇之恩，中情局局长戈斯亲自制定了一项名为“进攻性计划”的改革方案，其核心内容是派特工秘密打入恐怖组织和朝鲜、伊朗等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目的是用这种风险更大的方式换取货真价实的情报。
“黄金岁月”持续了20年
美国人力情报活动的历史与美国的历史几乎一样长。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重视人力情报工作的领导者就是赫赫有名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据史料记载，华盛顿接任美军总司令后没几天，就着手在波士顿建立一个秘密情报网，他拨出的第一笔开支就是给他手下一名特工300美元的活动经费。当年，内森·黑尔是华盛顿手下最出色的特工之一。1776年，内森·黑尔装成一名教师潜入英军在长岛的阵地，结果不幸被捕。被绞死前，他留下了那句不朽的名言：“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只能为祖国献出一次生命。”直到今天，在美国中情局总部入口处仍矗立着一尊内森·黑尔的铜像。
如果说从独立战争开始，美国人力情报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那么，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美国形成了以中情局为龙头，各情报部门急剧膨胀的局面。而美国的人力情报搜集活动也在这20年进入了“黄金岁月”。如1962年，美国侦察机发现古巴正在修建导弹基地，旁边竟然停着装有苏联战略导弹的运输车。为此，美国马上提高警戒级别，并开始进行战争动员。为摸清苏联人的底细，中情局激活了其招募的苏联间谍———苏军总参谋部上校潘可夫斯基。当得知苏联政府不愿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时，美国总统肯尼迪才敢于下令武装封锁古巴，从而一举赢得了古巴导弹危机的主动权。曾经的辉煌使美国比较重视人力情报，中情局专设负责情报秘密搜集和隐蔽行动的秘密行动部。该部是中情局内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部门，所占预算约为中情局总预算的1/3强，仅编制内的工作人员就超过6000名。其中，接近2/3的人以外交官、商人、学者等身份作掩护，在海外搜集情报。
是什么使特工失去荣誉
虽然美国很早以前就重视情报工作，但在美国文化中，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始终存在冲突。加之美国社会多元化，很多事情不发生就说服不了大众。如美国在珍珠港遭袭后，马上成立了战略情报局，该组织在对轴心国的情报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二战刚结束，美国国内就是否有必要在和平时期保留一个独立的专业情报机构展开辩论，1945年10月1日，战略情报局被撤销。1947年，中央情报局在冷战阴影中诞生，经历了20年的辉煌后，中情局也难逃遭到清算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中情局因在美国国内从事针对民权人士和反越战人士的情报活动、在越南以惨无人道的方式搜集情报而遭国会调查。在国会和媒体的压力下，中情局特工的活动大大收敛，其形象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越战过后，美国特工似乎成了“人民公敌”。而冷战结束后，人力情报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传统威胁降低。苏联解体后，中情局的强大对手克格勃不复存在。东欧剧变，很多国家倒向西方，不再是情报重点。二是技术手段发展迅猛。以美国的“锁眼—11”侦察卫星为例，其分辨率高达0.1米。按照这个精度，看清地面上的汽车车牌很容易。这种技术手段有反应快，风险小的特点，因此，美国情报界曾出现“技术至上”的风潮。三是特工搜集情报的手段发生了变化。中情局的一名老特工罗伯特·巴尔称，大多数中情局特工身着笔挺的西装，住在豪华住宅里，由仆人侍候着。他们所做的只是收买一帮当地的亡命之徒替他们卖命。尽管这些“雇佣军”一旦被抓，等待他们的将是冲锋枪的扫射，可对于那些幕后操纵的中情局“大爷”来说，凭着“外交豁免权”这顶保护伞，他们最坏的命运也不过是买一张飞往华盛顿的单程机票。
情报理念被残酷现实不断刷新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对情报机构的怀疑和不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不满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冷战思维没有完全改变，情报机构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搜集有关国家的军事情报上，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如国际恐怖组织重视不够。在冷战时期，美国也曾设想过苏联等国会派特工到美国国内进行破坏活动，但这种行为有很大的政治成本，苏联等大国要考虑到美国可能的报复，因此，美国应对国内安全危机的能力不足。现在的恐怖主义不计成本，这恰恰是美国最害怕的。
二是美国过分依赖高技术手段，冷战后长期忽视人力情报的搜集。10月6日，纽约市政当局和警察部门发布警告，恐怖分子可能用炸弹攻击市内地铁系统，并宣布实行最高级别戒严，全市上下一片惊恐。结果，《纽约邮报》等媒体披露称，美国情报部门栽在了一个伊拉克线人的手中。这个线人把恐怖袭击的细节描述得很鲜活，并成功骗过了测谎仪。有情报界人士感慨道，该事件凸显了美国在伊斯兰世界人力情报不足的窘境，“技术情报只能告诉你哪儿有装甲车，而不能告诉你恐怖分子在想什么”。
三是美国情报系统部门繁多，内耗和重复劳动较多。美国共有15个情报部门，能向外派遣特工的机构也不在少数，它们为了彼此间封锁消息，争夺情报主导权，往往在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闻风而动”，这使得它们的情报可信度大大降低。
四是情报界受政治因素干扰太大。美国《外交》杂志曾载文指出，美国国防部在解读不确定情报时“先在意识形态上定下基调，进而只选择有利于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证据，把一些可疑的、甚至不真实的情报来源作为确切情报上报”。这种风气助长了各级情报部门“报喜不报忧”的陋习，它们往往只一心揣摩上层意思，顺着既定思路给出虚假的答案，同时也无形中迫使中下层情报人员养成了过于谨小慎微的习惯，生怕影响自己的前途。
这些情况使美国情报界认识到，美国情报体系已不适应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只有改革才有出路，而改革的切入点最好选择为加强人力情报。
情报使用者决定一切
对于美国加强人力情报，很多分析家认为其效果有限。因为情报强调假设，其载体往往是一份又一份的报告，同样一个事实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关键在于情报的使用者如何运用情报。美国的现行国家战略是外张的，其强调对外输出民主和自由的同时也强调国家利益，这就形成了很多双重标准。在这种双重标准下，美国对情报的运用也会存在双重标准。因此，美国加强人力情报能否帮助美国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还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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