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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2000年开始治理药价虚高问题，先后出台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国务院也先后17次要求降价。然而，直至今日，药价虚高尚未显示出驱除虚火的明显迹象，仍然是老百姓和各界人士“千夫所指”的顽疾。
据统计，一般医院的总收入中，药品收入约占48%，医疗服务收入约占47%，财政拨款等约占5%。显然，药品销售收入是医院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的现状造成了目前普遍存在的多开药、开贵药和拿回扣的不良现象，也直接导致了药价的居高不下。业内人士认为，只要医药不分家，药价仍然虚火难退。
目前，贵州、重庆、湖北和上海等地的一些医院都开始尝试进行医药分家，然而探索之路总是曲折而漫长，医药分家“治疗”药价虚高的疗效究竟几何，仍然有待时日佐证。
破釜沉舟还是昙花一现，医药分家破茧而出
贵州一家民营医院近日将药房分离出医院，尝试“医药分家”。医院负责人称，经过仔细测算，“以医养医”仅能够基本保证盈亏平衡。他们同时也做好了企业破产的心理准备。
这家名为神奇普济的民营医院成立至今已经有17年的历史，而且效益一直都不错，聘请的医生都是贵州省三甲医院退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
医院负责人杨孔舜说：“我们尝试‘医药分家’的目的，是为了专心于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提高医疗的水平。药品虽然利润比较大，但是进货、销售以及应付各种检查等十分麻烦，而且还容易引起出患者和医院的矛盾。”
这家医院在医药分家前，药品的利润每个月在1.5万元左右。目前把药房分离给一家药品连锁销售企业后，企业每个月按患者凭处方购买药品的利润，根据商议的分成比例付给医院，患者是否在这家药品销售企业买药全凭自愿。
杨孔舜说：“我们都是退休医生，有退休工资，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而且规模小，容易管理。我们都商量过了，尝试一下‘医药分家’后，效益究竟怎么样。只要能达到盈亏平衡，就坚持下去，如果入不敷出，就只好关门大吉。”
重庆合川市人民医院8月中旬公开征召社会托管药房，率先在重庆市试水医院与药房分离。合川市人民医院征召要求为注册资本金最低5000万元、有良好声誉的大型国有医药企业及控股企业。一经确定后，合川人民医院将把药房和药品采购职能全部移交给其托管，医院不再保留和行使药品采购职能。临床用药也由医院开出计划后交给托管药房，由药房统一对外采购。合川市人民医院的托管过渡期为两年，如果顺利将实现医院与药房的彻底分离。
该医院负责人表示，目前药品采购中普遍存在的回扣现象，导致药品层层加价和价格居高不下，也引起了群众普遍不满。托管药房就是为了克服目前医药采购中的种种弊端，从根本上解决大家意见大的药价虚高问题。
今年8月，上海闵行区卫生局开始探索医药分家。操作模式为：闵行区内各公立医院的药品收入全部上缴财政，然后由卫生局根据医疗服务数量和质量进行考核，对医院全额拨款。药品收入与医院和医生的收入彻底脱钩，药房和药师仍属医院管理。
“胎死腹中”或“英年早逝”，医药分家的宿命？
实际上，江苏、北京、上海和武汉等地都有医院尝试过或者正在探索进行医药分家。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目前正在尝试的医院难以对医药分家的具体效果作出全面的评价外，曾经尝试过的医院几乎没有一家善始善终。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医药分家目前尚且没有十分成功的国内范本可供借鉴。
2003年，上海海江医院破天荒地关闭医院药房，专事诊疗，卖药则由从社会上引进的平价药店担当。一石激起千层浪！
合作之初，医院和药房都有雄心壮志，而且初见效益。但是这一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医药分家尝试，在启动不足一年后，双方因对药品销售提成无法达成共识而宣告“流产”。“我们药品的平均毛利润率才10%多一点，海江医院竟提出要20%的提成，这怎么可能呢？！”该药店负责人称。
而医院方面则认为：“我们所说的‘医药分离’，是药品流通和医院的分离，从而减少药品流通环节。但如果把药品的利润完全从医院剥离，我们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所以要求药房返还销售净利润的20%是完全合理的。”
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涂家岭门诊部在尝试医药分家1个多月后，不得不自行“流产”回归到原来的医药一家的体制。贵阳市云岩区医院早就有传闻，准备尝试医药分家，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湖南鹰潭一家医院推行医药分家的消息传出后，鹰潭的其他医院和一些医药公司反应强烈，反对之声铺天盖地。
据悉，卫生部已经确定了8个省(市、区)做为医药分家的试点，但是，具体效果如何仍然没有定论。一些省份采取药房托管的方式名义进行医药分家，但实际上是“暗渡陈仓”，并未真正实行医药分家。而且，我国已经尝试过或者正在进行医药分家的医院，都有一个惊人的相似点--绝大多数是规模较小的民营医院。这些都不能不让人们为医药分家的命运扼腕拭目。
医药分家，药价虚高的釜底抽薪疗法？
有学者认为，要想解决药价虚高问题，必须彻底破除“以药养医”的局面，实行医药分家。但是，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多年以来，“以药养医”的局面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完全看不到扭转的迹象，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医疗服务体制的最大特色。据不完全统计，在医院的总收入中，药品和医疗器械创造的收入各占约40%的比例。
由于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公立医疗机构不得不靠创收来弥补亏空，客观上追求的不再是“效用最大化”，而是“利润最大化”。一方面，医疗服务价格定价，未充分考虑医疗行业高风险、高技术难度等因素，在整体上低估了医疗服务的价格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对药价却实行差价制度，这便导致药品收入成为医院主要的收入来源。
一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官员认为：在上述医疗体制下，绝大部分医院并不具备承受医药分家的财力和能力。公立医院几乎无法脱离药品利润而生存，一旦医药分家，失去药品利润支撑，肯定是“大医院是死是活很难说，地区医院全死光”。因此，他们认为“医药分家”的首要前提是医疗技术劳务价格的价值回归。
汪丁丁分析认为，在我国医师这一职业的从业人员创造了比他们合法得到的收入高得多的价值，医师应该获得与他们创造的价值相应的合法收入。自1981年以来，中国培养一名医学学士需要5年，医学硕士和博士则分别需要7年和8年。基于投资预期，学生及其家庭将要求与“教育时间”成正比的投资回报率。
贵州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副处长邬卫东说：“从医院销售的药品价格不是由医院自己定的，要想真正降低药价，必须从药品成本开始，并关注每一个环节，打出‘综合拳’。目前我国公立医院收入主要依靠药品，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
邬卫东说，医药分离在国外是已经被证明了的抑制药价、提高公共医疗系统服务效率的有效途径，美国、法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公立医院都是实行医药分离的。
有专家指出，虽然医药分家是大势所趋，但是如果不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民营的“小医院”的小打小闹很难有什么突破，即便是有所突破，也很难在公立医院推广。因此，从眼下看来，医药分家的成败，事实上还是由大医院掌控着话语权。如果能有一些竞争力强的民营或外资医院大举进入市场，对公立医院的优势地位真正构成冲击，医药分家才可能在竞争中达到人们预期的效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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