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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润上百万元的医药公司的董事长为何会参与制造、贩卖毒品？高学历人才为何会知法犯法，制造惊天大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开庭审理的该市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制贩毒案件，引发人们对这样一系列热点话题的争论，以及对教育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对这类悲剧应如何警醒及防范的思考。
高学历人才竟制造惊天制贩毒大案
2001年，一部名为《黑冰》的电视连续剧，塑造了一个高学历、高智商的医药公司董事长的形象。他表面上是个有头有脸的“成功人士”，是留学归来的博士，又是某药业集团的总裁，拥有权力、金钱和名誉等一切，其实却是一个躲在光环背后从事制贩毒的大毒枭。当年，这部电视剧在让人们震惊之余，了解到禁毒形势的严峻。而今天，电视剧创作的那段剧情，营造的那份紧迫感，竟然无情地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演绎。
今年上半年，合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成功地破获了一起特大制造、贩卖毒品氯胺酮(K粉)案，摧毁制毒加工窝点1个，抓获董辉等犯罪嫌疑人4名，当场缴获毒品K粉22.5公斤(市值千万余元人民币)、毒资40万元、运毒汽车4辆。
合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负责人江明介绍说，2004年2月12日，禁毒支队在工作中发现，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肥恢弘药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辉有利用公司的设备研制、生产K粉的重大嫌疑；原该厂技术人员吴显明在芜湖具体负责加工制毒。随即组成专案组，对董辉制贩毒团伙进行立案侦查。
2005年3月底，侦查人员接获董辉将于近期与蚌埠毒贩刘军进行毒品交易的情报。4月4日上午，专案组得到可靠消息，吴显明将于晚7时前将这批毒品送给合肥的董辉，由董辉连夜将毒品运往蚌埠进行交易。合肥、蚌埠、芜湖三地警方通力合作，于4日21时30分，将正在交易的董辉和刘军抓获，并当场在董辉的车上缴获K粉22.5公斤，在刘军的车上缴获购毒款30万元。在蚌埠的抓捕行动成功后，另一组警力在芜湖将交货后返回的吴显明及其妻子抓获，摧毁了他们设在家中的制毒加工窝点，缴获制毒原料、器皿及赃款10万元。这一案件成为中部城市合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制贩毒案。这一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仅因为其涉毒数量惊人，更因为其主要案犯皆为大学学历的高级人才。
“我认识到了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希望法庭能给我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给我一个用专业技能为人类药品制造做贡献的机会，我一定会努力改造。”合肥最大制贩毒案的头号人物董辉在近日的法庭审理陈述中，流露出深深的悔意。其余两名疑犯吴显明、刘军也对自己的行为表示了忏悔。
1962年出生的董辉，是本案的第一被告人。他大学本科所学的专业为医药学，1996年辞职创办了恢弘药业公司，本人担任董事长，从事新药研究。据悉，他的制药厂每年能有上百万元的盈利，他本人也先后参加过安徽省甚至国家很多新药的研制工作。在当地医药界小有名气。
第二被告人吴显明，生于1975年，大专学历，所学专业为化工，家住芜湖市，曾是恢弘药业公司实验室的技术员。他辞职后，专门从事新型毒品氯胺酮的研制，是这次制造毒品的关键性人物。
此案中的毒品最终是要流入刘军的手中。刘军本人也是大专毕业，被捕前是蚌埠市龙子湖区政府工作人员。
那么，这群高学历、有稳定工作、高收入的“人才”是如何走上制贩毒的道路呢？
董辉在1998年开始研制一种抗肿瘤药物的主要原料，一旦投入生产，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案发前，他正准备和某药业集团签订上千万元的合作开发意向书。那么，既然拥有欣欣向荣的的事业，他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制贩毒品呢？在法庭上，董辉陈述了他一步步走向深渊的经过。
董辉最初萌生制毒的念头，和他在蚌埠的朋友张学坤(另案处理)有关。2004年春节期间，张学坤请他帮忙制造氯胺酮。当时董辉虽知道私自生产国家管制的氯胺酮属非法行为，但觉得氯胺酮价格高、利润大，又碍于朋友情面，便决定开始进行制造氯胺酮的化学实验。由于自己实验未成功，他便提供原料和资金，让本公司职工吴显明继续实验。实验成功后，董辉以每公斤15000元的价格从吴显明手中收购，再以每公斤25000元的价格卖给刘军，从中每公斤谋利一万元。董辉在法庭上坦言，利润的诱惑和侥幸的心理，是他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根源。
而另一个主要案犯吴显明，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则反复强调，他并不知道氯胺酮为管制药品，也不知道未经允许生产国家管制药品就是制造毒品。他称，是法律知识的缺失让他误入歧途。他说：“因为我对董辉一贯很信任，他在药物合成方面很权威，是安徽一家医学院的副教授。他说生产这个没事的，我就相信了。”
事实上，除了信任，还有至关重要的一项动力就是“钱”。董辉许诺，试验成功后，合成一公斤氯胺酮，将付给吴显明15000元。为了这笔钱，吴显明加紧了试验工作，还把实验室搬到了芜湖老家的后院里。
据公安部门介绍，吴显明两个月时间共制造了26公斤氯胺酮，成本只有15000元，而他们一旦出售就可以赚取65万元，一旦流入毒品市场，就可能获取暴利1300万元，利润是成本的800多倍。
近年来，“高学历犯罪”在我国呈上升趋势，其涉及的领域除了传统的职务犯罪外，还包括制贩毒、经营色情网站、偷渡人口、合同诈骗等社会危害极大的罪行。
定居法国的中国博士后李钟洵在国外拓展事业屡遭失败后，制造出一连串偷渡大案，直到东窗事发，被温州警方拘捕。这位高学历的“蛇头”前后偷渡数百人，涉案金额达5000多万元。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缉毒支队去年打掉的一个贩毒团伙，其中有两人是大学毕业。这伙人贩毒足迹遍布京城娱乐场所，经营毒品的种类最为齐全，而且具有相当多的反侦查经验。警方在其毒品藏匿地起获摇头丸455片110克，冰片453片35克，氯胺酮110克，大麻250余克。
福建警方近日向媒体通报，从全省近期查获的25起网上淫秽色情活动案件分析，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具有鲜明的特征：几乎全是年轻人，多具高学历背景。他们中既有在读的大学生，也有教师、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去年审理的合同诈骗案中，70%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具有高学历。急于成功的欲望，使这些高学历人士采取不法手段，将自己的学识用在规避法律和与司法人员斗智斗勇上，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法律专家指出，高智商犯罪者的学历高、文化层次高，其犯罪手段通常一般人难以实施。他们的行为比较隐蔽，善于钻法律的空子，因此会给侦查取证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目前高智商犯罪在我国呈上升趋势，因而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我们应该反思些什么呢？首先应该是敲响了人才培养的警钟。安徽省社科院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分析说，高智商犯罪者皆是一些有高学历、有学识的人，他们利用才智犯罪，从根上体现了眼下的社会教育过于侧重学历提高，而缺乏法律知识普及和道德教育。
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学校的德育课程被一再压缩，“问题学生”日渐增多。以初中为例，现在道德教育主要依靠“思想品德”课，音乐、美术、劳动、地理、历史等课程在广义上也沾一点边。升学的压力往往使课堂上的“思想品德”教育并不能深入人心，从而无法给学生提供道德方面的指导和帮助。而学生的社会价值观念不能充分地建构起来，当他们走进大学或走向社会后，道德和心理方面的问题便会显现出来，比如社会公德与公益意识不强、热衷于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等等。
其次值得反思的，是盲目对高学历人才的信任。
这些年来，我们忽视了对高学历者，尤其是处于领导岗位的高学历者的教育。我们总认为“学历越高，道德素质就越高”，只注重业务绩能，不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没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没有督促处于领导岗位的高学历者不断学习。同时，一些企业组织的学习和进行的思想教育更多的是流于形式。
许多高学历者对法律知识一知半解，不懂法、不知法，也是导致高学历、年轻化、“黑智商”犯罪案件不断上升的重要原因。由于对高学历者的法律知识教育和行为监督不够，使部分人的法律意识淡薄，以至有些人触犯法律后竟不知自己所犯的是什么法。
另外，有些单位不适当地强调领导干部的高学历和年轻化，使少数思想意识和道德水平有问题的人也被委以重任，为他们从事非法活动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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