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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布什访华在即。由于布什在访问前夕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美国的对华政策作出了务实和直率的新表态，因而他此次访华备受世人瞩目。布什称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对中国的崛起，布什没有认为是“威胁”，也就谈不上“遏制”。相反，布什强调，尽管双方有分歧和不尽一致的问题，但可以用坦诚的方式逐步解决。布什的这番表述与以往在美国政坛“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强硬派议员口口声声要“遏制中国”和“围堵中国”的叫嚣大相径庭，无异于向世人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美国正在务实地调整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可望出现转折。
期待布什访华能全面推进中美关系
11月17日，我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就美国总统布什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希望通过布什总统此次访华，增进共识，加强互信，扩大交流与合作，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这位发言人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成就，中国人民依法充分享受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各种民主和自由，各国应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进行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对话。
美对华政策趋于务实
布什在其第一任期内积极推行单边主义的国际战略给美国带来的不仅是惨痛的教训，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使用武力为主的单边主义不仅导致了美国传统盟友的强烈不满，同时也给美国自身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分析家们认为，既然单边主义路线行不通，那美国必然要寻找其他路线。这个其他路线是什么？这条路线只能在大国关系的因素中寻找。作为迅速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也就自然成为美国寻找新路线的目标。
自今年8月在北京举行中美首次高层战略对话之后，中美双方高层互访势头不减，愈来愈多的美政界人物现在开始强调中国的“责任”，称中国为“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研究中美关系问题的分析家认为：所有这些表明，这是美国深切认识中国的开始。
中美首次高层战略对话的美方首席代表、现任副国务卿佐利克不久前对中国使用了“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一词，被认为是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明显信号。
有分析家指出，此前，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无休止地谈论“中国威胁论”，但现在虽然仍对中国崛起表示担忧，但更多是在强调中国的大国“责任”。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美国开始对中国有比较现实的认识。
与美国高官接踵访华相呼应的是，佐利克9月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个晚餐会上呼吁当局：之前美国一直是仅仅鼓励北京融入国际社会，现在到了突破已实施了30年之久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时候了。
他说：“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我们希望加强对华工作，不仅仅是对上世纪形成的国际规则进行调整，而是使我们与其他方面联合在一起，共同解决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佐利克还说：“如果没有中国提供更大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或者是国内对这种体系的支持。”
佐利克在那次讲话中还表示：把中国与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中国既不谋求传播“激进、反美的意识形态”，也不认为自己要跟资本主义展开“殊死搏斗”。他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的根本秩序。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断定，中国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世界建立密切联系。”
有分析家这样评析佐利克的上述讲话：“他的讲话折射出美国决策者新的对华战略思路：与其让中国发展到不可控制的程度，不如使中国纳入到已经形成的世界体系中，让世界体系的规则来约束中国，让中国成为世界体系中‘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而不是革命者。”
尤其令分析家们关注的是，继副国务卿佐利克8月来京参加中美首次高层战略对话之后，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和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不久前也先后访华。这些重量级人物访华期间所表达的都是对中国的关切，这足以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导向，也可以从中看出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
分析家们普遍认为，今年以来频繁的中美高层接触，无疑传递出了中美都渴望在双边重要而又复杂的关系上有所建树的积极信息，也显示出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美国高层与中国的频繁交往，是务实之举，预示着中美关系将出现新的转折。为此，人们对布什的行将到访也寄予更高的期待。
研究中美关系问题的分析家们指出，前一时期，由于反恐不力、伊拉克战争的包袱以及美国内经济的不景气，中国成了其转移国内矛盾的目标，因此，来自美国不利于中国的负面反应较多。
目前，中美关系的走势较为平稳。此外，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以及中美双边关系上的依存关系，使越来越多的美国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美中关系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会越来越重要。致使他们开始反思如何通过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来应对中国的崛起。
《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弗里德曼认为，中美间相连的不光是经济，在全球反恐、在朝核危机中，美方已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中国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这是美国开始奉行较为现实的对华政策的根本之所在。
美对外政策变化的具体表现
以现任国务卿赖斯为代表的务实派的对外政策变化，不仅仅表现在对华政策的变化上，同时也反映在诸如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等重大的国际事务上。
美国前中东问题特使、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丹尼斯·罗斯最近在媒体撰文说，布什第二个任期的对外政策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特点。最显著的变化是，美国现在推行对外政策有个特点：干劲十足。赖斯国务卿较之其前任鲍威尔要活跃得多，她世界各地到处跑；她不但重视面对面会晤的个人影响，更重视前往其他国家的首都、接触当地人在公关方面带来的好处。
罗斯认为，如果说上述变化只是体现在风格上，那么这些变化也有其重要性：美国在世人面前可以显得不那么傲慢无礼。此外，在一些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和趋向也有着本质的不同，特别是在对待朝鲜和伊朗问题方面。
他举例说，在同朝鲜举行谈判的问题上，美国已不像过去那样显得犹豫不定。诚然，朝核问题的第四轮六方会谈能达成共同原则声明，中国比其他任何一方发挥的影响都要大，但是美国政府接受了原则声明，而且还作出了几项重大让步。
正如美国政府允许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牵头一样，对于所谓欧盟3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做法，美国政府的态度如出一辙。尽管美国政府没有与欧盟3国一道参加谈判，但是在后者同伊朗谈判的过程中进行了密切协作，还支持3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所做的努力，使该机构通过一项决议，宣布伊朗没有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义务。
罗斯认为，这是否意味着布什政府正在放弃第一个任期高傲的理想主义，代之以新的现实主义？赖斯提到了“现实理想主义”。她表示，哪里对“民主改革”一无所知，就把“民主改革”带到哪里，美国政府不会放弃这个广泛目标。但是她强调，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美国政府要因地制宜。美国政府现在准备向金正日政权再三保证，美国不会袭击朝鲜，但是同时还新任命了一名特使，负责促进朝鲜的人权事业。
在评述赖斯及其主要助手奉行的“因地制宜”的对外政策时，罗斯说：赖斯身上似乎体现了理想和实际的交融。由于自己出身背景的原因，她重视大思想，了解使思想变为现实的重要性。在她领导的国务院，她使一些人担任要职，特别是罗伯特·佐利克、菲利普·泽利科和尼克·伯恩斯，他们3人胸怀大局，但是也知道，在外交政策上必须行动起来，不能光说。
罗斯认为，赖斯之所以将现实理想主义作为政策指导，是因为她对同总统的关系充满信心。不像鲍威尔，现在由她领导的政府机构大开方便之门，在她采取行动的过程中不会碍手碍脚。第一个任期内她的副手史蒂夫·哈德利现在是国家安全顾问，两人密切协作，这既折射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了他们共同致力于实现布什总统的目标。
美外交路线基调不会变
有分析家指出，布什在对外政策上已明显转变了原先的强硬风格，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赖斯外交风格的改变，但布什外交路线的基调不会改变。很多人甚至认为：赖斯在遵循鲍威尔主义，推行近似于鲍威尔的政策。
曾在鲍威尔的政策规划局工作的斯图尔特·帕特里克说：“赖斯显然想设法完成鲍威尔定下的数个目标。”国务院一位前任资深官员说得更直接：“这是没有鲍威尔的鲍威尔主义。”
赖斯的立场还引出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即她在本质上与前任鲍威尔究竟有多大区别。有分析家指出，尽管赖斯直言不讳的言辞表明她同意新保守派的观点，即美国必须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来改造其他国家，但她过去9个月的行动表明，她仍是一名老牌的“现实主义者”，一个愿意与“无赖”政府打交道并达成不那么完美的解决方案的人。
分析家们还说，外交政策上的变化不应被夸大。虽然在路线方针上进行了调整，但布什班子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依然我行我素。在许多方面，它依然对国际机制充满怀疑。
对此，有分析家认为，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首先必须树立这样一种自信，即最大限度化解，甚至消除易造成冲突的因素，竭力营造建立互信氛围，以实现在处理双边和国际重大问题上的真诚谅解和合作。
但与此同时，我们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和平崛起的中国“块儿大”，“你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以及中美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美国舍弃不了中国”，以至在处理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时，出现考虑问题有失偏颇和决策失衡的现象。
比如，在消除外界对中国实行军事现代化的目的疑虑问题，中国可以提高透明度，大胆把自身实行军事现代化的目的说清楚，让外界意识到中国非但不是野心勃勃的“军事家”，而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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