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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官书记”家庭存款从50万元飞涨到数百万元
山西省临汾市中心体育街上有个邮政储蓄所，离武保安的住所很近。从2003年下半年以来，武保安之妻王临风便频繁地进出这个地方存款，数额之大，次数之多，令人咋舌。
王临风频繁地出入银行大门存款有这么几个特点：王临风在2003年6月以前，家庭存款在50万元左右，而到6月以后，存款的频率越来越快，有时两天存一次，甚至一天存两笔、三笔；存款的额度也越来越大，三五万元存款数额已为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的数额所取代。据知情人讲，王临风在办了退休后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打麻将，二是到银行存款。
在武保安从县长变成书记后，王临风说：“老武在大宁县工作期间，是副职，礼就少一些，送两瓶酒、两条烟等的多些。在永和县工作期间，收的有礼品、有礼金(钱)，过中秋节时礼品多些，过年时礼金多些，一两千元，送礼的多数是单位，也有个人。在翼城工作期间，送礼金的多些，数额也大些，少则数千，一万两万元也有送的，用信封装着现金，有的还写着送钱者的名字。“老武在春节期间，这两年都是年三十和初一才回家，所以送礼的也就集中在这几天。送的人也多，好多人我不认识，有的在信封上写上名字的我也不记。我记得今年春节前后，一个副书记和一个局长来过我家，这个局长戴眼镜，副书记和局长给了两沓(两万元)钱，信封里写着鼓励孩子上学的话，写得挺好，这是老武给我的。县里一个部长在去年中秋节前到我家给了一份1000英镑(注：实为欧元)的礼，说是给孩子去英国用的。春节期间，乡镇一二把手基本上都要来拜年，一般是给一两万元，还有三五万元的。”
送礼的人很多，有时因为害怕“撞车”，先来送钱的人不得不躲在武保安家的里屋。
王临风说：“我爱人从2003年任翼城县委书记后，在县里就是一把手。以前当县长时，没有感觉。在当一把手以后，明显地感到县委书记与县长有天壤之别。当县委书记后的春节和中秋节两个节日，翼城除了条管单位，如工商、税务等几个单位外，所有下属单位的领导都要来家中，来的人一批又一批，都是坐几分钟放下钱就走了，我和武收钱收得都有点害怕，可是没办法。”
王临风还说：“到我家的人，一般武都给我介绍。有时，我给倒杯水、点点烟，然后就到别的房间了，他们在客厅谈话。送钱的人，总是以‘一年辛苦，领导在工作上支持，一点意思’等理由放钱。如果我们要是推辞，他就说给孩子的，让孩子好好学习，或者将钱放到茶几上，或者放到沙发垫下面，有的还到我家的卧室里，将钱放到床上、枕头下面、被子下面。一般都是在信封里装着，或写个人名字，或写着单位名称，一般都有注明，都是有备而来，怕后面进来的人看见。人走后，他不收拾，坐在那儿不动，都是我收拾。放在床上的，就顺手塞在被子下面。一般来的，最少的送1万元，多的有2万、3万元、5万元不等。”
对于武保安家的收入来源，王临风说：“我们夫妻俩这么多年来的工资收入，另外还有出租屋的租金(每月350元，从1993年开始外租)，再就是我父亲病故时，当时老武还在永和县任职，总共收了10万元的礼金，还有我儿子过12岁生日，我母亲过70岁大寿也包括在这里面，还有存款利息，一共大约有四五十万元。还有儿子两次上学亲戚朋友给的钱，大约不到10万元。”
买官者讲述买卖内情
“盘子还没定，到时候再说”
“调整中受益的一些干部送礼在10万元以上”，翼城县一名干部说。A用30万元高价，买到县某局局长的职务。据A讲，2003年11月，县人代会、政协会召开以后，由于原局长当选为县级领导，听说不再兼局长，而A本人是该局书记。
于是，A想“进步”。2003年12月上旬一个晚上，大约八九时，A到武保安办公室找到他，提出自己想接任局长。武保安说：现在还没有全盘考虑，到时候再说。2004年元月的一个晚上，A准备了10万元，装在一个黑色小皮包内，一个人去武保安宿舍。A把装钱的小黑包扔到了武卧室的床上，武从沙发上站起来，想去拿这个包，意思是推辞不要，但A把他轻轻推到沙发上就离开了。
2004年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武保安打电话找A。在武的办公室，武保安对A说，这个单位竞争的人很多，不一定能把你安排在这个位置上。当天晚上A回到家里，准备了20万元，A对武保安说，“武书记，我还是想留在局里当局长，请武书记帮帮忙”。武说，盘子还没定，到时再说。然后，A就出来了。A说，黑色食品袋内装的是烟，实际是20万元。
对于这30万元，武保安坚持说只收到10万元，且是在退给A后第二次送的，因此，办案人员最后认定武受贿10万元。
逢年节送公款当礼金，还带上单位会计
“武保安任县长时，我到武家给其送了3万元现金。从2000年开始，每逢中秋节和春节，我都给武保安送现金，每次都是1万元。2000年中秋节送的是1张5000元的购物卡。到2004年春节，我累计8次送给武保安7.5万元。”现任某局局长B这样描述他和武保安的关系。
每次送钱时，B都会讲类似“过节了，没有啥可买的，拿点钱你自己买吧！”这样的话。武从来没有拒绝过，只不过有时说句“以后不要这样了”，但下次送来时仍照收不误。
B对他给武保安送钱的心态是这样描述的：一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求得他对所在单位工作的支持，如拨款等；二是具体经办人是自己，尽管送的是公款，但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他对B产生好感，在个人问题上即使不照顾B也不至于卡B。之所以在春节、中秋节送礼，是因为平时不太好意思，这时显得更有借口；同时为了避免自己私吞的嫌疑，B去送钱的时候还要把会计带上。
为证实武保安犯罪，主动交代自己行贿事实
“我认为武保安在任用干部的问题上，不讲干部素质，不讲工作成绩，不讲民意，不讲原则，只认金钱，武的败露是必然的。不管组织怎样处理我，我都要为搞清他的问题向组织交代自己的行贿事实，以证实武保安受贿的犯罪行为。”行贿10万元后当上某局局长的C说。
C说，2003年下半年，武曾三番五次地找他谈话，开始讲让他到重要岗位上去，后来又说让他挑重担，再后来说不要光想着吃肉，也要啃骨头。眼看乡镇回来的书记和一些县直部门的干部都基本上定了位置，安排C的希望仍很渺茫。于是，C就向亲戚家借了10万元，亲自送给武保安。直到此时，武保安才说：我总得给你和大家一个交待。
在2004年4月上旬的一天，C用报纸把面值100元10叠的10万元包好，装了一个塑料袋，像一条烟，送到武在翼城宾馆的办公室。事后，武没有提出过退钱的问题。后来，C被安排为局长。这个局是一个没人提出要去的地方，但是，武保安的解释是，这个局是个大摊子，需要安排一个全面素质的人去干，你们说谁还能比C更能干？“武保安太贪了，为了将武绳之以法，我决心主动交待自己的行贿事实”，C说。
许多像C、A一样去送礼的干部完全清楚，给领导干部行贿是错的。但他们基本上都认同，给武保安送礼，同行贿捞好处，是有区别的，如果没有武保安通过公开、半公开的方式向大家传递信号，明里暗里地索要，翼城的社会风气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人们也不会去给他送礼、送钱。
不送钱的下场是免职
县政协原常委D这样讲述他被免职经过的：“武保安上任后，肯定了我的工作，并答应考虑给我动动(工作)。后来，我又找过他一次，他不置可否。从2003年11月开始，我的政协常委被免了，政协工作也被免了，也没有安排新的工作，只好在家待着。我感到受骗了。”D苦着脸感慨地说：钱不是个好东西，但没有钱是不行的。县人大某干部E与D命运相同，也是被武保安使用手段给搁置起来的。“这就是不送钱的下场。”E说。
县委书记：上级监督少，同级监督难
――翼城县部分领导谈武保安案
“武保安当县长期间，工作作风比较务实，说话办事比较实际，担任书记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翼城县委副书记、县纪委书记张建国这样评价武保安。
张建国讲，在武当上县委书记后，别人的意见听不进去，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主观武断，逐步形成了一种凌驾于常委会之上的霸道作风，一味地个人说了算。武保安关于调整干部的讲话在全县引起了混乱，使本来没有调整想法的干部有了想法，造成中层干部思想不安，几个月全县干部很少考虑工作，只考虑自己的升降去留，还给领导之间、同志之间制造了很多矛盾。“我认为武保安任书记后的干部调整是他本人的思想上、思路上就有了问题，这就使他必然地走上了犯罪道路！”张建国的话语十分肯定。
同时，张建国承认，作为县纪委书记，从主观上讲他应有一定的责任，没能阻止武保安腐败、犯罪。但客观地讲，同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成员，特别是县委书记，确实难度太大，难以监督。比如，对干部的调整问题，他多次找武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以及对纪委干部的调整意见，武当面表示同意，但过后根本不理不睬、不听。包括提拔7名乡镇纪委书记，纪委没有参加考察，他竟一个也没有见过，常委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张建国认为，“武保安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武本人思想滑坡，人生观、权力观扭曲是主要原因。武任书记以后，主要精力没有放在考虑全县大局的经济建设上，而是只抓干部，并在干部调整中借机敛财，而且越贪越大、越陷越深、不可自拔；其次，对县委书记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监督不到位，也是武走上犯罪道路的关键原因。县委书记是省管干部，显然，县纪委监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上级党组织和纪委对县委书纪的监督目前来说也是个空当。因此，失去监督的权力最容易产生腐败。”
翼城县副县长杨忠华说，武保安任县长时，上上下下都认为他政绩突出，上级表扬，下级称颂；更有甚者，紧随其后，拍马屁溜须，使其飘飘然，昏昏然。这样一个光环和环境，助长了武保安的个人主义家长作风，最终导致权力失去监督、失控。
翼城县委副书记刁纪普说，“武保安任书记几个月间，县级领导班子换届，乡镇主要干部调整，县直部门科级干部几次调整，都是依据他的意愿和衡量标准，具体操作调整的，搞得干部有苦难言。”
在分析武保安犯罪的原因时，刁纪普表示，武主管经济工作时间比较长，加上思想不健康，金钱对他产生了强大诱惑力，这就使得他贪婪成性，敛财聚财不择手段，走上了腐败的道路。武保安一案教训极为深刻。对县委书记这一岗位的职权监督，是党风、党性教育、反腐倡廉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同级难监督，上级少监督，这就给一些党性观念不坚定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在这一警示教育中，我们深深感到强化党内监督何等重要！“说实在的，一个副职要是敢于同县委书记持不同意见，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翼城县委副书记李宝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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